《遭日寇蹂躏的常宁》连载之四十六：周仲衡其人
在民国时期的常宁各任县长中，有一个以近似政变方式上台的县长。这个人就是周仲衡。他在任一年又二月，著有一本《常宁平乱纪略》，虽有为自己树碑立传之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记录了常宁在沦陷时期的“县政不纲，四乱肆虐”的情况，留下了一份颇有价值的史料。周仲衡对这本著作十分得意，特请近代军阀、抗战后出任湖南省参议会主席的赵恒惕题定书名，并请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张炯作序。张炯称道“是篇之作，非仅为常宁存一史实，且有裨于世道人心，固非浅解也。”由于当时县人对周仲衡的上台议论纷杂，故周仲衡用这本著作中的记述谋求“有裨于世道人心”，真可谓用心良苦了。1944年5月，日军攻陷浏阳，对周仲衡任湖南省第一区(即浏阳辖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率保安大队数百人仓卒向南溃退来到常宁，始驻桐梓坪一带，后移驻至周的家乡梅浯乡境内进行改编，将原有四个中队合并为三个中队，其编余之枪枝都寄存在梅浯乡。不久，衡阳告急，常宁亦将不保。周遂率保安队一部分经耒阳绕道赣边到醴陵，一部分随省政府到了兰山。周乃于十一月正式卸区行政督察专员职，只身回到常宁。这时常宁已沦陷两月，日军网罗汉奸组织伪政权，地方势力拥枪割据，在这纷乱的局面中，周仲衡则联络周利谦等人组织常宁东区民食维持会，建立警卫队，最初仅有队兵40人，后来发展到120多人，以乡村原有的自卫枪枝和他改编浏阳保安队后寄存在梅浯乡的枪枝为装备，形成了一股新的地方势力。
常宁在沦陷前，有国民党三十七军进驻，尚能控制全县局势。随着三十七军的撤出，常宁以县城为中心被日伪势力所控制，在西南乡有王国民的土匪武装盘踞，在北乡有柏坊乡长廖莼扩充的地方武装活动，县长谢轶南将县府迁于南乡的庙前。谢是耒阳人，黄埔三期生，以军人身份避居常宁，曾谋划组织游击队未果，适逢国民党决定战时的专员、县长以任用军人为原则，遂出任常宁县长。他深知当光杆县长必然受制于日伪和地方势力，便竭力抓住县自卫队，扩充县府武装，嗣后又从蒋伏生处得到一个“河东纵队”的番号，给自己加上司令的头衔。周仲衡说“谢轶南在常宁县长任内，其思想可分为两个时期:在三十七军未撤之前，以搜刮金钱为目的；在三十七军既撤以后，更以扩充武力为目的。”谢轶南拥兵于东南乡，首当其冲便是不容周仲衡、周利谦的民食会称雄于东乡，遂有袭击民食会徐义民、周鸿禧部的冲突，虏去徐、周两氏，尽缴其枪并索款二十五万。随后又绑架民食会重要首领刘法阶之子刘书五，索枪五枝始允赎。“自是东南一角凡有枪之家均为其所提取”，于是，“河东纵队”同“民食会”、谢轶南与周仲衡的矛盾日益加深。随着战局的发展，日伪势力行将土崩瓦解，地方各派深知在日本投降后欲取得对全县的控制，必须吞掉对方，因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其结局以周仲衡的谋略过人而取胜。
先是谢轶南苦于政府在民众中威信甚低，已失去号召力，又见王国民、廖莼等人均持帮会以得势，便效法组织会党，在县府开山立堂，定名为“南华山”，不时遣人到民食会势力范围之烟竹湖一带发展帮会成员。“民食会闻之，侦得其名册，按图索骥，得登记之乡民，晓以大义，动以利害，令具悔过书，自承以后不得加入帮会，即予寝事。”谢轶南闻之，即派邓秀金等人通知南华山在各地的骨干至白沙开会商量对策。邓路过烟竹湖时，欲谒周仲衡“以下说词”，周虚与周旋，实则设计让民食会之队兵一举将邓抓获，从邓身上搜得南华山的罗汉证数十枚和谢轶南“兹派邓秀金为本帮会整理委员”的命令一纸并召各地骨干至白沙叙会的函件一束。周仲衡得此证据后，便以常宁民食会各委员、县筹监委员会诸委员及县中士绅等名义，相继具控于省府，告发谢轶南种种恶行。周派其勤务兵蒋道明专程赴省府驻地兰山呈递状纸并进行活动，因蒋不负使命，嗣后便派了蒋一个茭河乡长职。有人对此事作了一幅对联:“道法无他长，拍马吹牛钻狗洞；明知有绝技，沏茶捧水涮烟壶”，把蒋的名字嵌进上下联之首，进行讽刺。
周仲衡遣使告发谢轶南，得到“民政厅周厅长斓与欧专员冠之助”。周斓、欧冠写了一函交蒋带给周仲衡，称省府已决谢轶南职查办，常宁县长一职，“经共同商酌，并请示主席同意，暂屈台端继任”，要周“刻日准备一切接印视事”。周仲衡于1945年5月I5日接到此函，随后又接到省府任命的电令，欣喜之余却也不免“绕室傍徨，寝不成寐"，因为“时谢势权在握，羽翼将成，此讯得闻，必有任释兵卸篆”，于是便采取秘而不发的策略，以待机而图之。适逢周原任一区保安司令时的部属尹任，率一个中队由兰山返浏阳途经常宁，周便将尹及所部留下，“备接收县印必要之需”(周后来就任县长，委派尹任为常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一大队长)。同年五月底，出了一个“黄敬思事件”，使局势发展出现了完全有利于周的转折。周曾说: “五十四师以黄敬思事件而来常，其结果乃为吾常平乱”，“接收(县印)之困难，乃得迎刃而解。”
黄敬思原为国民党军三十七军一个营长，在广西脱离三十七军，率部窜入湘南。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令其编入五十四师，黄又拒不受命，复由桂阳率部窜来常宁白沙，假称愿与谢轶南合作，此时谢尚不知县长这顶乌沙已被人摘去，竟异想天开，企图招抚收编黄部为自己的羽翼，故着意为黄部掩护。五十四师师长谢铮率部追击黄到白之沙未获，遂牵怒于谢轶南所纵逸。谢铮原与周仲衡为“昔时旧好”，旋即将部队带到周的势力范围上安驻扎，邀周“一叙”，欲互相借重，正如周所说:“则谢之所冀于余者，亦余之所祈求于谢氏者也。”于是两人商定，对谢铁南要求收编黄部之请，来个将计就计，由谢铮出面，以商讨处置黄敬思部事为由邀谢轶南来上安，谢轶南对五十四师驻上安深怀颖惧，提出改在西岭会晤。谢铮与周商议后，于1945年6月3日移驻西岭，作了周密部署，决定兵分两路，由谢铮在西岭以“鸿门宴”形式执智擒之事；由周仲衡连夜率众赴庙前直取谢轶南的县府并接收县印。6月4日，谢轶南率兵20人来到西岭，谢铮将其枪兵安置于乡公所，设宴招待谢轶南及随身武弁，开宴后，其武弁又被引至别室。席间，谢铮以会客退出，忽然传出枪声，涌进无数枪兵将谢轶南缚住，其枪兵武弁亦同时被缴械，谢轶南方知上当，然则为时已晚。谢轶南于6月4日被擒未经审讯，即于次日解赴周仲衡家乡烟竹湖，被枪决于街口。周仲衡在记述这段史实时，称谢轶南“临事不思，莽率无谋”，终致杀身之祸；说杀谢轶南是根据“长官部电”(指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以“开山树党，强征勒索，背叛党国，无恶不作”十六字罪。然则从擒获至枪决仅一天时间，显系先斩后奏；同时，杀谢具体地点本来在烟竹湖街口，周仲衡却泛说在“义山”，也似欲有所掩饰。对杀谢之后的善后工作，周作了周祥安排。他是这样记述的:“余悯其愚妄，哀其萧条，赠棺衾以为殓，征民夫兴榇，归葬地耒阳原藉。”这总算是他对于枪杀了一个尚未公开卸任的县长而表示的一点安抚意思吧!
周仲衡对谢轶南的驻地庙前，“以猝不及防之手段掩袭之”，谢轶南部的两个队长及警察局长均已闻风逃循，仅有县府职员十余人留守，交出了保存之县印与文卷。于是，周仲衡方着手接收并正式就任常宁县长，旋即将县府迁至自己控制地区的大义山。从周仲衡接到省府任命的电令到宣布就任，其间经过二十多天，确实费了一番苦心经营。
周仲衡就任县长，确立了控制全县的正统地位，这时王国民的土匪武装便令他感到“如痛之附喉，疽之在骨”。他采取两手策略，一手倚重五十四师之兵力，对王部展开攻势；一手用招抚方法，分化瓦解王之部众。不到一个月，果然策反了王部的两个大队，迫使其另一个大队缴械投诚。在招抚中，周并不恪守招抚之信义。如他借助县绅邓达五、阳少云游说王部欧阳庚等两个大队，言明其投诚后保证不杀。待其两个大队到大义山口刚一缴械外，周遂下令将其大小头目八人缚住，枪杀于缴械处。致使两个出面游说之士绅既遭被杀者亲属之骂，又被周加以通匪之诬，险遭不测(周仲衡由此埋下了被士绅仇恨的种子，后这些士绅联名倒周，这是后话)。通过这些手段，共缴获王部各种枪械三百多件，最后终于将王国民捕获并处决。周还配合五十四师在湖边、玄塘一带对日伪武装掳掠进行了一次截击。8月，日军宣布投降后，入侵常宁之日军向衡阳方向退却，周仲衡遂于8月19日率县府人员入城，在一周之内，捕获汉奸头目十余人，将其中的李馥等八人处决。随后，又捕获并处决了县维持会长、大汉奸赵炎。
1945年10月1日，周仲衡开始在全县进行光复后的“清乡”和“善后”工作，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并自任主委，在全县设立五个“清乡组”，每组配备两名“清乡委员，带领数十名枪兵，逐乡进行逐户清理。后期又加派四个“清乡组”。周仲衡称这次“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消弭隐患，肃清败类，安抚地方。”实则主要目标是对付残存的地方武装势力。其中以廖莼的地方武装，在各派争斗中并未受到很大损伤，“清乡”开始后，自然成为重要的整肃对象。但廖莼是当过省造币厂厂长廖益群之子。周同廖益群又是拜帖兄弟，所以，对廖莼通敌通匪之行为，不便过于追究，始拟以撤职而免众议，遭到县绅反对，告到省府主席王东原处，省府三令五申严令县府查办，周遂将已匿于长沙的廖莼拘捕回县，然后以调查组名义说廖无罪，只将廖关押几个月也就释放了。“清乡”对于一般民众，决不是“安抚”，而是又一次“搜刮”。一般民众中有涉嫌帮会者，动辄以罚款处置，视其财力，少者数百元，多者数千元。一些在日伪时期被抓去作了劳工的人，逃回后亦需交纳罚款和办理“自新”手续，方可免去“通敌”之罪。周仲衡主持的这次“清乡”，因早于全省一个月而受到省府表彰，却以受到朝野的指责而结束。九十多天的“清乡”，全县被审查登记的“自新”分子竟达100056人，附敌自首分子100人，共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大部被课以罚金。省府在给常宁县政府的一份代电中说:“乃如此遍勒罚款，何殊以暴易暴，驱羊而入虎口？况常宁四十余万人民，就作二成估计，亦达八万人数有奇，此项庞大罚款数字，不但无法统计……实滋疑窦……该府组织清乡委员，设置军法组，于法无据。该会征收帮会自新费一节，如果属实，尤属非法。合亟电仰该县查明据实申复凭办”云云。这样，“清乡”便进行不下去了，周仲衡只好在1946年1月中旬宣布结束。至于“善后”工作，主要是办理赈济，进行劫后教援。然而一些救援款项和物资在层层克扣下，真正发放到老百姓手里的寥寥无几。周仲衡也曾感叹说:“经迭次呼吁，经领到发放者共三次，为数综共未满二百万元，诚属杯水车薪也已。”当时曾有人作联讽刺周仲衡委派主持“清乡”和“善后”的主要负责人李国珍，联曰:“无子无孙，何以善后？通敌通匪，却要清乡。”
1946年5月，常宁官场中人物肖新民、张云升，绅士邓达五、阳少云等人，相继向省府告发周仲衡。省府遂免去周仲衡县长一职，调省府任高参。以后，他追随程潜，本可参加湖南和平起义，走一条光明的路，但却去了台湾，在薛岳任主任的“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中任委员。1976年7月17日病死于台北，终年八十三岁。
周仲衡于1893年8月出生在常宁烟竹湖一个小湾村里。1914 年在长沙省立一师毕业，回到县城，先后到县立模范学校、合江学堂教书，他决意挤身官场，1925年离县去长沙群治政法学校读书，毕业后赴何健部任书记官，次年到长沙警备司令部任军法官。1930 年，谋到了辰溪县长职位，后又调任平江县、岳阳县、安化县县长，1942年升任湖南省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5年于乱世中就任常宁县长。（雷势严:1927年生，常宁县新华书店经理退休。）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