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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那年我正好有了十六岁，与表哥蹇风郊一道考进了办在衡阳市西头嶆的衡阳市立中学读书，但不久，长沙已经被日寇占领，遭到沦陷，于是，国民党为挽救残局，便组织青年军，在学校里接收高年级的学生入伍，我见了那种情景,想起了保家卫国的重要意义,心情十分激动，恨不得立即走上战场，与日寇拚个死活，直至将日本强盗赶出神圣的国土。 该年的五月初，战局更是吃紧,衡阳市的市民已经开始四处流散，学校里的师生们也是人心惶惶,没有心思上课，教师们大都作好了逃难的准备,因学生中有不少是逃难来衡阳的外地人，他们的父母大都在衡阳租房居住，自然无法安定。一天，我见到同班的曹竹如与徐贞静两位女同学，在教室里相对抱头痛哭,我问她们:“你们怎么办?”她们回答我:“我们的家都在长沙，早已被日本人占领,现在日本鬼子又打到了衡阳，谁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又是一阵痛哭。我的同班好友刘述尧，他是江西人，可能是家庭比较富有，在学校尚未宣布放假之前，便早已与我话别，跟随他的父母去了贵阳，而那两位长沙籍女同学，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才离开衡阳的，更不知道他们逃难到了何处地方。 学校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最终还是提前放了暑假。 五月底，衡阳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轰轰隆隆的大炮声音，马路上的车呀，人呀，全都是急匆匆地，源源不断朝着南面的方向逃窜，路上人群格外拥挤，汽车也只能在人群的间隙中缓缓爬行,秩序非常混乱。一路上，有用板车自推行李的，有用箩筐挑着小孩的，有钱的人便坐着轿子，将行李绑在轿杆上，最可怜的是那些贫穷的妇女，他们不仅自已要背负着锅铲之类的生活用品，有的还要牵着或背着小孩艰难地向前跋涉,何处是落脚点，谁也没有个定盘心。不难看出,他们的面部皆惊慌失措,而内心更是十分愤激，憎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仇恨日本鬼子的侵略暴行。 我是五月底与表哥凤郊以及另外两个同乡同学一同离开学校的，因我们的行李简单，每人仅仅只有一床破被子和一个小小的木箱，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大都早已抛弃，至于那些零星小件则自已背负，共同出资请了两名脚夫。记得离开学校时已经快近中午，我们就抄近路找捷径,走到了从衡阳到常宁的石板大道，脚步更是不停地朝着家乡的方向迈进，有时甚至是急促地快跑，跑得喘不过气来，心想只有走得离衡阳城远一点，安全感才会大一些。在路上总是你催我，我催你地往前赶路，根本顾不上思索到其他问题。连找饭铺买饭吃也被忘得一干二净,挑夫们见我们如此，他们也没有办法。这样，过了约五个小时，便到达柏坊,吃罢中饭，又继续赶路，至天黑时，便到达县城。不足一天功夫，就行程近百华里，真是神速。当我们付清了脚夫的力资时，才感到安全。而脚夫呢?他们还要往回走，能会不出问题地返回到自已家吗?我又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的五月，日寇调集主要力量进攻湘南重城——衡阳，对衡阳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包围圈。当时，国民党曾派陆军第十军驻守,该军军长方先觉,就是当时国民党内一位赫赫有名的抗日将领，他表示要与衡阳同生死，共存亡，下决心要与日寇在衡阳决一死战，人们皆投以敬佩的目光，希望他能给日寇重大创伤。然而,事实并没有实现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方先觉虽然奋勇抗敌，坚守阵地，但因日寇集结了数倍于他的兵力,方又是孤军作战，得不到友军的配合与支援，衡阳也就变为一座孤城，终于陷入了日寇的魔掌,最后，连方先觉本人也乖乖地变成了日寇的俘虏,悲惨的结局是深恶痛绝的。 就在日寇大举包围衡阳城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又以部分兵力伸向衡阳以外的周围各县，也直驱常宁腹地，弄得人们诚惶诚恐，只好四处逃难。外地人逃来常宁,常宁县城的人们也都作好了逃往乡下的准备，提前将一些贵重物资陆续运往乡间。 一天上午，我正在家里整理书籍，突然，表哥凤郊领着一位曾经在衡阳市立中学教过体育的陈老师来到我们家，他的穿着虽与在校时没有什么两样，但他那面部的形色，却早已失去了往日在学校教课时那种英俊潇洒凤度，显得十分忧伤。父亲与我招呼就座以后，表哥开口了，他先将我父亲介给陈老师，并且述说陈老师是因日寇犯境，无家可归，特来此处避难等情由，父亲一向好客，深表同情，一面招呼母亲置办饭菜,一面盘算如何给陈老师资助。 陈老师是带着极为简单的行李从衡阳学校里跋涉来到常宁投奔表哥的，除他以外，还有陈师母和他们的两个小孩，而且早已往进了表哥族中公有的一座书房里，这次赶来我家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我们给予帮助,父亲见了这种情景,考虑到怕陈师母等得发慌,在吃罢中饭以后，不便久留,立即要母亲拿出五十斤大米和一些蔬菜，并对陈老师说:“这点微薄的东西，只能应付目前困难，今后若再有困难的话，立即要凤郊再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接济。”陈老师听了父亲的话，眼眶已经湿润，表示万分感谢。在这举目无亲，生活又极端困苦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这样的无私支援，还能不动感情吗?于是，我与表哥共同背负着那些大米和蔬菜将陈老师护送去了禄福蹇家。一进屋，陈师母也格外感谢。以后，听表哥说，他们在那儿仅仅住了两天,便又逃难去了另外一处地方，事后就再也没听说过有关他们的消息。我后悔当时没有多筹措点资金给他带走,也好应付急难时所需，只有默默地祝福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地躲过灾难。 六月，战局更加趋于紧张状态,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小伙子，背着一个级为简朴的背包，跨入了我家大门。他，就是我在广益中学读书时侯的同班同学梁尚珍(现改名为梁承玮，为北京天坛医院儿科主任，教授，癫痫病专家，书法家) ,他比我小两岁，家住长沙望城的铜官，我们以前常有书信往来，是至交好友，因他的家乡早已沦陷，无家可归，便孤身投奔来到我家。我十分怜悯他，同情他的处境，便与父亲商量收留了他，并且向他说明:“我们这里可能也要逃难，只要我们有饭吃，那么你也有饭吃，如果连我们也没有饭吃了,那么你就别见外。”他听了我说的话后，万分感动，并且走向父亲面前双膝跪下，表示感恩。就这样，他便住进我家日同三餐,夜同一宿,有事便两人同行。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农村里正闹着过中元节，各家各户皆向已故的祖先们烧纸供饭，祈祷自己的祖先在阴间能够保佑子孙后代平平安安地过上太平日子，可就在这节骨眼上，祖宗却未能显灵,相反，日本鬼子却于这一天侵犯了我那可爱的家乡,迫使我们过着悲惨和痛苦的日子。 大概是在上午十二时左右，一队从乌此方向开拔而来的鬼子兵，大约有百二三十个人，他们皆是全副武装，头上还插满了树枝，有的牵着战马，马背上还架着轻重机枪，作好随时随地均可应付战争的准备，由临时抓来的向导引路，强迫那些被抓来的民夫背负着行李或挑着弹药,在我家山背后的村子——栗嶆詹家稍微歇息之后,便转道三沙岭詹家、廖家、黄泥塘李家沿途而上，向官岭方向进犯，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原来,距离我家只有两华里的黄泥塘李家，老早就驻扎有队国民党自卫队，也有十名名荷枪实弹的官兵，说是来这里保家卫国的，我还亲眼看见他们每天还派专人在村口的石桥上站岗放哨，当日本兵来到他们的眼皮底下时，竟全然不知，一点也没有察觉，更没有发出一声枪响，居然有的人被日本兵缴了械，有的人还被日本兵抓去当了夫子，几个未抓着的，也是丢盔弃甲，夹着尾巴四处逃窜。这也算是保家卫国，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还能保卫其他的家乡人?真是太无能了,人们感叹地说:“设置这样的自卫队有什么用?简直是一群饭桶 ,连老百姓不如。” 我与梁尚珍是亲眼见到那队日本兵从栗嶆詹家转去三沙岭即再往詹家、廖家、黄泥塘李家方向开去的。当日本兵的队伍越过泉嶆眼而走进詹家村的时候,我和梁尚珍两个人还没有弄清是什么部队,不能贸然行动，但那时我们全家决定搬到离家两华里的勒塘的小湾村去躲避,心想早点赶到那里,就打算沿着詹家对面的山麓下去勒塘,就在我们走到离詹家不远的一个山坡拐弯处，忽然被一个日本兵发现，他并且丢下身上的背包，站在詹家村口的码头上对着我们大声疾呼:“喂!喂!”我两没有答腔,仍然站在原地没有移动，想看看那个日本鬼子到底是什么态度，紧接着，他又向我俩招手，示意要我们去他那儿，我俩根本就没有理会，更没有答腔，他见我们仍然站在原处，又没有答腔，便立即弃下手中的那枝枪，飞快地朝我们跑来，我俩见此情景，意识到一定是鬼子兵要抓我们，于是我与梁尚珍立即拐弯往山上一溜，便躲避得无影无踪，鬼子兵因看不到我们两的身影,才没再追赶，又回到队伍里。 事后，我俩便慢慢地爬上山顶，匍匐在草从中观察动静，见到各个村子里皆是闹得鸡飞狗打，全都是乱遭遭的，喊声、吆喝声、啼哭声，硬是响成一片，人们当中，有被打的，有被抓的，有被强奸的，据云:就在这三个湾村中,被他们强奸的有名有姓的妇女便有好几个人，至于一些能吃的，能穿的和能拿的，全都被那些鬼子兵抢劫一空，一些拿不动的东西也被那些强盗们砸得个稀巴烂。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队日本兵是从乌此方向开拔而来，他们是要经过东山、落山等地，再去侵犯祁阳县的先头部队，才未敢去所经过的村庄挨得太久。 自那以后，人们皆产生了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连坐卧也都会感到不安，时时刻刻都有了畏惧感,心怕鬼子兵驻进我们那可爱的家乡，从早到晚，所有的人全都是提心吊胆地在那种窘迫的生活中度过。 七月三日，日军还侵犯了荫田和五图徐家一带。七月五日，日军又出动100余人入侵松柏和水口山，并将水口山矿厂房设备破坏，窿道被水淹没，致使生产全部停顿。 该年的八月，国民党的三十七军军长罗奇，副军长李棠率60师、95师和140师来县，说是为了保卫常宁，专门抵抗日本鬼子的，然而在八月三十一日的那一天，60师师长黄保德居然下令火烧了南门外街，将南门城门口至牌坊一华里路长的街坊全部化为灰烬，弄得城南的那些人无家可归。 九月二十七日，日军将常宁县城团团围困，并集中大量兵力准备炮轰县城制高点——南门苍岭，二十八日夜晚，我们家里的几个男人，因害怕日本人的到来，乃于晚上携带被褥爬到后山山顶上露宿，那晚正是浩月当空,遥望县城，只见炮火如同流星一般,划破长空，炮声连续不断，我估计，肯定是鬼子兵集中兵力在攻击南门苍岭了，我思索着，多少同胞的房屋遭到毁坏，多少无辜的同胞会惨遭残杀。三十日，即农历的八月十四日，大批鬼子兵开进县城，宣告常宁沦陷。从此以后,全县人们便开始过着那种悲痛欲绝的亡国奴生活，我们全家再也不敢停留在家里了，只好四处逃难，过着那流亡生活。 在此之前，父亲曾经听信过叔祖父的意见，每天晚上由叔祖父和父亲率领我们几个年龄较大的叔伯兄弟到我们家对面的一个茶山里露宿,这是叔祖父的主意,他是读书人,又会问卜，每次他家里出事，总是依靠问卜来安排的。这次他又是通过多次问卜后才作出这样的决定，说日本人如果在晚上来，我们睡到那里就万无一失。后来回忆，他的这个决定真是幼稚极了，因为我们每晚露宿之处，离大石板路还不到五十米，那是我们那儿唯一的一条石板道，如果日本人经过那里,绝对会被日本人发觉的。因为我们是晚辈,也不便进言劝阻，好在在那儿只露宿了几个夜晚。 以后，我们举家便迁到了附近的一个名叫勒嶆的小山村,这是父亲的决定。他害怕极了,每天都要我们爬到四周的山坡上观察动静,探听风声，看是否有日本兵出来“打掳”，可他自己一听说有点风声，总是首先急忙提着他那心爱的白酒酒壶往山坡上爬，他不在手丢失家里的物品，唯独那壶白酒必须伴他而行,走几步喝一口，只有依赖白酒来解除他内心的苦闷。 搬迁到勒嶆，也是一种考虑不周的举动，那儿离石板路大道也仅仅只有两百来米，搬去仅两天时间,便遇到一队日本兵从石板路上经过，所幸的是勒嶆冲里的那个小湾村湾场并不大，只有三四户人家，湾村座落在一个山沟沟里，四周环山围抱，如果是生人，就是从湾边经过，也难知道那里边还住了几户人家。加之日本鬼子又是强行军，没有功夫去沿途各村掳抢,要不然的话，我们家定会被抢劫空的,所以我们在勒嶆只住了一个礼拜，便又搬迁到下马山去了。 下马山，也是个小山村,离我们家稍远一点,村前是金盆形山脉,遍山遍岭皆是油茶密布，考虑到万一日本人进来，我们便可以钻进茶山，躲避得无影无踪，但该地仍不十分安全，于是父亲又打算搬到别处去。 也就是这时,鬼子兵来到我们老家那地方“打掳”了。 那天(日子已忘)正当烈日高照，我们得到消息，知道鬼子兵已经出了门要到我们老家那地方来“打掳”了,我知道消息后，便与梁尚珍大清早爬了起来,赶回到老家的附近,躲藏在深山当中，观察动静。此时，各家各户的人们全都锁门上了山，大约十点左右，我蹲在柏家岭的隐蔽处向县城方向窥视，瞧见有两个日本鬼子兵，大摇大摆地从三雅桥方向沿溪而上，他们各将一件不知从何处掳来的兰色长衫披挂在身上，企图迷惑群众，一跨上拱桥，立即朝天放了“啪啪”的两声枪响。躲避在我身旁的一位远房亲戚詹桂林就急忙拉住我，示意要我躺下，接着，他又悄悄地告诉我，说这是日本兵。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日本人用的是‘三八枪’,响声与我们国家制造的汉阳枪枪声是不一样的。”因他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知道一些步枪的基本知识，所以，他听到枪声便知道是什么部队。那时，我心里慌乱极了，既是仇恨，又感到有些恐慌，但还是壮起胆子镇静下来，躲进茂林深处,仔细地观察鬼子们的动静。不一会，只见一个披着兰衫的鬼子兵沿溪而上，穿越竹林，进入我家附近，当他步入我家门口的时候，发现禾坪外有一个院墙，院墙两边还建了两个槽门，槽门上还上了锁，无法进去，尽管拨弄了很长时间，仍然是无可奈何，只得怏快地离开，正直朝着我们隐避的方向走来，好转入另一个湾村打掳。我看见他们快要逼近我们时，便急忙与梁尚珍抄近路穿越茶山，向我们的避难处——下马山奔去。 当走至通天庙的大路旁，只见茶山的路边聚集了一大帮人群，有的挑着箩筐的，有拖儿带女的，有拿着扁担以防万一的，他们都是南风坳附近的逃难者,看样子，早已汇集于此，个个形色慌张，面孔无不显露出惊恐与愤怒的情绪，有的谈沦着敌人的疯狂暴行，有的探听着鬼子们骚扰情况。 事后得知，自从那次日寇来我们村“打掳”以后，我们的老家便成为日寇经常“光颐”的地方，村子里有许多农户的猪牛及食品全都被抢劫一空，还有一位姓詹的妇女遭到了强奸，据说当时这个妇女是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儿躲在一个山沟沟里，日本人抓住她就要强奸，她女儿还说:“我妈妈生了梅毒呀!”这个畜牲那里顾得了那么多,硬是强行其事，多残忍啊! 更残忍的是我家对门，有一个名叫郭祥鹏的中年人，为人十分本份,个儿比较高大，因不屈服于鬼子兵的暴行，便进行反抗，居然遭到鬼子兵以梯子将他的身躯绑住，然后用石头压住梯子，硬是将他活活地溺死在黄泥嶆塘里，真是残暴至极。几天以后，探听到鬼子兵没来我们那儿“打掳”了,我便与梁尚珍和邻居廖礼正三人趁天黑之际，偷偷地“溜”回到自已家里察看情况。只见大门早被冲开，满屋家具万般狼籍，哪象个家，所有能食的全都被他们抢光，那些强盗们还将我岳父寄存在我家谷仓里的面灰挑了出来，当作石灰撒入塘中，企图将鱼“毒”死，但未能得逞，而厅堂里和禾坪上，都到处撒满了面粉。自那以后，我们家便成为鬼子兵经常“光顾”的地方。 不久，父亲又感到住在下马山也不安全了，于是，又决定举家逃难去了官岭的陈冲，这是因姐夫郭锡光的关系而搬迁到那儿去的。 陈冲，地处姐夫郭锡光的老家李子冲的后面，离县城有四十华里，距官岭街上也有四五华里路，村前是一大片开阔地带,村后有一片绵亘的高山，屏障险要，只要上了“百步陡”,就是天大的困难也就会逢凶化吉了。 因住在亲戚处，诸多事情都会得到照顾，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月有余，每当遇上赶场的日子，便由我与小梁到官岭街上去购买蔬菜，至于食米，只好暂时向姐夫家借用。来到这里，感觉到比上几次避难的地方要安全多了，因而心情也比较安定。 可是,有一天下午，我正与梁尚珍从姐夫家返回住处，当步行到空旷的田野之中，突然，一声巨响划空而过，一架飞机神速地越过了我们的头顶，它飞得特别矮,可以说是擦肩而过。开始，我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梁尚珍示意要我匍匐在路旁，我侧首用眼睛朝天空望去，见到机冀上呈现着一个园形的红色图案,便知道这是日本鬼子的飞机，我憎恨至极，想到祖国这可爱的领空，居然会遭到鬼子们的横冲直闯，真是怒不可遏。 在官岭,我们的生活还算是比较安宁的，但不久，我们的宁静生活又被打破。时值九月天气，官岭地方突然兴起了一股以王国民为首的土匪武装,他们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网罗国民党的一些游散军人，以及地方上一些亡命歹徒，乘机窃起，啸聚山林，勾结敌伪，乱世称王,到处开山立堂,吊羊绑票，将官岭、珠塘、正同一带搞得乌烟瘴气,使人们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父亲怕遭受其害，又转避于大岭的魏家岭。 魏家岭属大岭山脉，四周是绵亘的高山，遍处种植油茶，出入全凭几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只要一钻进茶山，便很难被外人察觉，自古以来，就很少有当兵的涉及到此。该处住户唐诗鹏，与我们同姓，是族人，以前同父亲还有些往来，于是便借用他家两间房子，此时已是十月天气,气温明显下降，每遇清晨，还会招来习习凉风，算是一个辟兵的最好住处，我们也就在那儿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两个多月时光，躲脱了日寇的骚扰。 然而，好景不长，我们虽然在那儿躲脱了日寇的骚扰，却最终还是未能躲脱土匪王国民的袭击，那就是一场由土匪王国民导演的灾难降临到父亲头上，说我们家藏有枪支,真是胡说八道。他们还在寒冬并且大雪纷飞之时，派来七八个土匪兵趁刚刚天亮之机，将我们家里的被盖、衣服、粮食硬是抢劫一空，害得我们全家过着那食无粮，穿无衣的艰难困境,真是苦不堪言。 至十一月，由鬼子们导演的傀儡政府——“ 县救济总会”成立，大汉奸赵炎任总会会长，他们将鬼子们所需要的食物及生活用品，全都分配到各乡的维持会,由各乡维持会派给,因此，鬼子们也就没再出来“打掳”,一些汉奸则按照鬼子的要求，如数按时送去，表面上就显得时局较为平静，地方上也就比较安宁，因此，父亲便决定搬回老家，结束了外出逃难的流亡生活。 由于傀儡政府一成立，便颁发了“良民证”，城里的秩序也略有好转，于是，住在县城胆大的少部分居民陆续进城探视各自家里情况。 一天，不知岳父从哪里找来了两张“良民证”，说要领我去县城探视他的家，开始我有些害怕，不敢进城，但在岳父的督促下,最后还是壮起胆子,随他去了一趟县城。当我们步行到西桥时，就远远望见城门口站着的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他们盛气凌人，并且用仇视的目光注视着人们的各种举动，我心里可恨至极，但又不敢表露出来。当我们走到城门口，一名背枪的日本兵仔细地观看了我们的“良民证”,见无破绽可说，便放行了。 此时，街上很少见到行人，城里如同死一般的沉寂，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面对侵略者造成的这种满目凄凉的悲惨情景，更激发了我的义愤和仇恨，岳父偶尔遇到熟人，也只是点头示意，不便答腔，更不敢说出半句有关冲击日本人的话语。待走到岳父家的大门口(即现县人民政府门口那个地方),只见大门早被冲开，满屋家具杂乱一地，收拾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勉强进屋，因他家中一些贵重物品早已搬去乡下，故家中只存放一些常用家具和次要物品。家具被破坏了,所幸的是房子还未倒塌。事后，岳父才将大门重新整理一番,勉强上了锁，我们便急忙离开县城，以后,我因不甘受日本人的凌辱,就再也没有踏进过县城一步，直至光复。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十八日，十余万日军匆匆忙忙地从祁阳方向开拔来到常宁县城，又沿着常柏公路全线退却,准备集结到衡阳投降。十九日，县城光复，县政府即迁回县城，从此,人们才从患难中又重新伸直了腰杆。 一天， 我兴致勃勃地赶到县城，探听各个学校招生的情况，准备继续读书，只见县城一派欢腾景象，一些家住县城的商人和市民，皆带着喜悦的心情各自忙碌着整理家产，洗刷门面，以便重新开业。原来搬去乡下的城里人，全都陆续返回到了自己的家。 中午，我来到北门的教育会坪(现宜阳小学大操坪处),只见有近二十个留驻在常宁的日本鬼子兵，乖乖地蹲在民众教育馆前面体育场的中央拔草，看样子，他们一个个都表示懊悔情绪，显现出一付垂头丧气的样子,在他们的四周，围满了一群儿童，他们的年龄大都只有七八岁，都皆表现出一种愤怒的心情，都以仇视的目光对着他们，有的还对他们投掷小小的石块，虽然他们不知道儿童们骂了些什么，但都能从表情上体会到是对他们的愤怒和仇恨，他们不敢有任何反抗行为，虽然他们当中也有个别鬼子兵想进行反抗，但为头的会立即投来制止的目光。谁叫他们侵犯我们的国土，谁叫他们残杀我们的同胞,他们已经无条件投降,成为我们的阶下囚了,我想，我们被欺凌受压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儿童们侮辱他们一-点，也算不了过火行为。（唐特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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