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4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按乡村习俗，正是敬“老客”的“月半节”。晚上，人们供了“老客”，吃过晚饭，有的已睡觉，有的在拉家常,我同家里人正在门口禾坪上乘凉。突然,几个邻居慌慌张张、气喘嘘嘘地跑来说:“日本鬼子快来了,你们还在乘凉呀?”霎时，人们一片惊恐，已经睡了的人被喊醒爬起，大家探听消息:“日本鬼子会不会到我们这里来呀?”谁也回答不了。
我的老家在现在的曲潭乡枫坪村，距盐湖仅八里,傍近当时的常耒石板大道。大家估摸着,敌人如进县城可能走大道，由盐湖经过西冲、石板桥、回水湾,从枫坪村擦边而过，也可能就从枫坪村穿过。不管怎样，总得有防不测。
不久，果然从离我家约一里路的老枫树坪屋场方向传来了嘶嘶的马鸣声,偶尔还能听到“得得”的马蹄声。
农历七月中旬初的晚上应是“月明如昼”,但不知怎的，是夜却不见月亮，天空乌云密布,大地一片朦胧。
人们纷纷避进附近茶山，我也跟随家里人和邻居,隐蔽到后垅山的松林中，大家有的傍树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席地而坐，都屏住气息，瞪大双眼注视着老枫树坪屋场方向。只见日寇兵一队连一队,过了一夜。我和大家提心吊胆地在松林中熬了一夜。
那时候，我是学生，在常宁中学(现一中)读书，农历四月间，学校当局就说，日寇已侵占长沙,衡阳即将兵临城下，常宁亦形势紧张。因此，学校提前放了假，我便回到家里,参与逃难。听说,这次日军大部队行军途经常宁,绕过县城,经过祁阳,进犯广西之后到贵州独山。
二
覆巢之下无完卵。日军铁蹄一踏进我的家乡,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七月十三日晚上日军大部队过后，翌日凌晨,一小股日寇就从老枫树坪屋场窜出，到附近村庄掳掠。消息传来，人们不敢进家,扶老携幼，四处逃难。我和弟妹们跟着父亲、母亲、婶母，扶着年逾花甲的老祖母，牵着家里的一头耕牛,一路往附近茶山躲避。听说日本鬼子追来，又继续远走，哪里山多林密,就往哪里跑。夜幕快降临时,鬼子还未退走，我们就在一个叫芋荷嶆的山冲里过夜。
一个晚上未合眼，又一天没吃喝，大家感到疲惫不堪，肚子饿得咕咕叫。幸好，这个山冲里住着一户穷苦人家，虽然人不熟识，但同命相联。主人给了我们一些生红薯,又拿来些干稻草、茅草，在他家仅有的一间茅草房里垫个地铺。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和弟弟削吃几个生红薯，躺倒稻草上便睡。大人们或躺或坐，熬过了这一夜。
七月十五日，听说鬼子仍未退走，有一股日军已在老枫树坪、新枫树坪驻扎下来。白天，就出来掳掠。我们不敢回家，只好仍在这个山冲里躲避，每天靠煮点红薯充饥度日。
六、七天以后，说鬼子已退走。回到家里一看，门窗都被打破，一些木制家具和坛坛罐罐被打得稀巴烂，杂物翻得乱七八糟，仓里的一点早稻谷被抢劫一空，谷子撤得满地皆是，家里的一头猪被杀死，开膛剖肚,挖去了腿上、臀部部份肉，其余遗弃地上，已腐烂起蛆。强盗们还在未打烂的坛子里拉屎拉尿,满屋臭气难闻。
我家如此，附近村庄也户户遭殃。我一个从叔祖母,年逾花甲，日寇入村后,躲避不及，竟惨遭杀害，尸体摆在床上，一丝不挂，满身都是烧伤的痕迹，惨不忍睹。附近周家屋场贫苦农民周遵福的父亲，年近古稀，日寇来后,他认为反正老了,不愿躲避，竟被鬼子用斧头砍死，尸体匍匐在血泊中,斧头砍在后脑勺上未拔出。见此惨状，其亲人都捶胸顿足，悔不该未硬劝老人躲避。黑山凹上周遵龙、周遵玉的母亲亦均遭敌人杀害，两位老人一块倒在血泊中。驻扎在新、老枫树坪的日寇，退走时纵火烧毁了李书凤等许多户的房屋，人们回来后看到余火未熄的断垣残壁,莫不悲愤交加，切齿痛恨日寇的凶残。
三
第一次逃难后不久，又有一股日军到牛丫山王家、半边亭和牛栏墈上等地驻扎。紧邻我家，相距不到半里。鬼子在牛栏墈后的山坡上还筑有工事，周围拉上铁丝网，看样子不是短时的暂住。这样，我家就处在敌人鼻子底下，随时都可能遭受祸害。无可奈何，只好再次举家外逃。先逃到现在三角塘乡石岭廖家我姑妈家。不几日，鬼子到石岭廖家抢劫，我们又逃至老屋詹家、新屋场刘家的远房亲戚家。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再逃到现在的盐湖镇七里坪村梁家冲一位从兄的外婆家。这里山深林密,地势偏僻，远离日寇驻地，日寇很少来侵犯，即使来也便于躲藏。就这样,东躲西藏，一直外逃近两个月，后闻在牛丫山王家、牛栏墈上驻扎的日寇退走了,我们才回家。
在此期间，我家和邻近各户究竟遭敌人多少次洗劫，谁也不清楚。反正是屋里都糟塌得不成样子了,田里未收割的中迟稻都已倒伏发芽，一片荒凉。所幸的是房子没被烧毁，倒还可安身。同第一次逃难回家后一样,这次又有不少死难者，最惨的是从兄李启应。在敌人退走的前一天晚上，他从避难的地方趁黑摸回家,想弄点粮食出去。天朦朦亮，他从家里背一小袋粮食刚走出村，就被鬼子发觉抓住。用绳索绑在牛栏墈屋边一棵树上，一天不给吃，也不给喝，他向鬼子要水喝，鬼子不但不给水，反而抓熟石灰撒进他口里。鬼子退走时，用刺刀捅进他的腹部,又用一把羊角锄从他脑顶挖进,脑浆迸流,死后尸体仍被绑在树上，满脸满嘴都是石灰，羊角锄掉在尸体旁。 驻扎在枫树坪和牛栏墈上的日军虽先后撤走，但盘踞县城的日寇经常四出掳掠，无恶不作。曲潭离县城不远，人口稠密，地势平坦，更是首当其冲，因此，仍深受其害。一次，敌人来曲潭掳抢，我一家被冲散，不到五岁的小弟启宙被热心的邻居新和尚(我只知其乳名，忘记了他的大名)背着逃走，由于鬼子追得紧，他背着启宙飞跑，蓦地，一个趄趔摔倒，把启宙甩出老远。他刚爬起,鬼子一枪打来，当即中弹身亡，启宙吓得钻进一丛茅柴中，躲过鬼子，后被另一位热心的乡亲护送回家。新和尚为救我的小弟丧命，我一家负责安葬了他。
由于多次逃难，担惊受怕，冷饿交加，加之翌年病疫流行，我的小妹禄容不幸夭折，我母亲病倒数月。我亦身患疟疾(俗名打摆子),每天断续发高烧，怯寒怕冷,身子发颤，牙齿打磕,一直拖了两个多月才好转。当时染病死亡的不少，有的甚至患“鸡窝病”，全家死亡。我所知道的如前述周遵福一家六口就遭此厄难,其父被日寇用斧头砍死,其余五人都先后病故。
四
常宁沦陷后，县内土匪趁机蜂起。大土匪头子、汉奸王国民开办“仁和山”;柏坊伪乡长、恶霸廖疤子拉起“汉族山”;伪县长谢轶南竖起“南华山”;37军140师师长毛定松亦成立“旗盘山”。这伙官、军、匪、伪以这个“山”那个“山”的名义，到处开山立堂，大肆发展“川子会”，他们官匪一家，匪伪合流，拦路设卡,敲榨勒索,四处抢劫，鱼肉白姓。人民外受敌寇蹂躏，内遭帮匪洗劫,一个个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家既受日寇的祸害,也遭土匪的抢劫。 1944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家均已进入梦乡。突然，狗汪汪狂吠，接着就是冲门、砸门的声音，须臾，门被砸开，涌进一伙涂面人，有的持枪，有的握刀，他们把我一家老小拖拉推搡，拳打脚踢，集中到一间房里，由两个持枪的人看守，把我父亲一个人揪到另一地方，然后在屋里翻箱倒柜，乱搜乱砸，如此折腾许久，忽然一声口哨，土匪们都扬长而去。后来才知道来我家抢劫的是欧阳庚一伙土匪。欧阳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埋过不少活人。那时，如果小孩哭叫，只要说“欧阳庚来了”,他立即停声不敢再哭。这一夜他们把我父亲抓到另一处地方,用了酷刑，吊“半边猪”，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逼着要这要那。经过一番压榨，知道没有“油水”,几个土匪耳语一阵就撤走了。
这一夜，我父亲等于过了几道鬼门关，后来调养数月，才逐渐康复。家里的一点衣物被洗劫一空，一头耕牛被抢走。当晚，这伙土匪同时还抢了我堂伯父一家。不知过了多久,有人透露，那天晚上土匪们进入我家抢劫后，中途发现搞错了人家，误将我家当作了他们预谋要抢劫的目标，故中途撤走，正因为如此，我父亲才幸运的留下一条命。
五
古云:“玩火者必自焚”。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英勇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945 年8月，日寇在侵占常宁一年的时间，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失败告终。9月间,常宁中学迁回谷家洲开学复课，我又回校继续上学。来到学校一看，学校门窗、楼板被盘踞谷家洲的日军砸烂烧毁，县城街上到处是断垣残壁,弹痕累累，尤其是南门外街，先遭日军飞机轰炸，后被守城的37军60师焚毁，更是瓦砾成堆,焦土一片。
我还看到20多个日军俘虏由武装看押在谷家洲,每天在操场除草、运沙、整修操场。同学们见了都嗤之以鼻，有的还愤恨地向他们唾口沫,扔小石子，他们往日的凶威一扫而光。
树倒猢狲散，日寇垮台后，原来依仗日寇为虎作伥,残害同胞的汉奸们也末日到来。我回学校不久，得知汉奸李馥等被枪决，只可惜伪县维持会长赵炎走脱，一时未抓住。横行一时的一些土匪头目也都落入法网。杀人魔王欧阳庚等12人在七里坪被处决。集官匪于一身的谢轶南已被周仲衡诱捕处决;大土匪头子、汉奸王国民在县城南门苍岭(现金鹏酒家到县宾馆一带)被枪毙。枪毙王国民后,我和几个同学去法场看了,只见其头颅、面部被枪弹打得稀巴烂，看不出模样。据此，当时传说枪毙的不是真正的王国民，而是王用重金买通周仲衡，以另一个死刑犯代替的。是否果真如此是个谜。不过，解放后至今未再发现王国民的踪迹。（作者：李启寰 退休干部，2002年逝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