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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0年12月出生在江河坳霞王家湾官冲一农民家里。常宁沦陷那年，我已14岁，知事了，当时许多情景留在我的脑子里，其印象最深的是“躲日本”。
城里、乡里“躲日本” 我们乡下农村，也常听到半空中的飞机嗡嗡声，听到远处炸弹爆炸声。湘江河里有很多船只从衡阳、松柏逆水而上，驶往江口塘等处靠岸，船上的人大多是城里人，怕日本鬼子杀害，他们往乡里来“躲日本”，也就是逃难。讲起日本鬼子的罪恶，我们乡下人胆颤心惊，也赶忙“躲日本”，往冲里头的山上走。坳霞冲、新屋、梭角塘、鸡翅塘、贺家冲一带湾村，人心惶惶，都往山里躲，白天不敢露面，晚上也不敢进家。各家的牛、羊被牵到山上栓着，牲猪用竹笼子装着抬到山里去喂养。从大山塘至上下水牯塘、湖里、二排，整一壕垅的田，农民不敢耕作，都荒芜了。我那时年纪小，只是跟着大人们躲逃，提心吊胆的。
1945年传染病流行，很多人患伤寒、疟疾、痢疾等病，死人不少。我的婶母王周氏的娘家丹水塘是个小湾村，十多户人家，有二十多个人先后染病死亡，几乎成为绝户湾村，后来整个屋场就毁灭了。
一枚没响的日军炸弹 我的大姨父贺邦荣，夫妇无子，家住江口塘街上。沦陷前，夫妇以经营米豆腐和茶油粘粑为业，家境还可以，我也常到大姨妈家里去。沦陷后，江口塘就没有了安宁，日军飞机几次轰炸江口塘，店铺、作坊都关门，集市不赶墟了，生意人把家什该藏的都藏起来了，大姨妈家也常常是锁门闭户。一天，江口塘街又遭日军飞机轰炸，炸塌了几栋房子，其中一枚炸弹没有响，恰巧悬挂在我姨父家那间被炸塌半边的房屋的楼枕上。大姨父、姨妈和街妨邻居们吓坏了，都不敢进屋，望而生畏，心惊肉颤，又束手无策。大家不敢停留，更不敢接近，心怕掉到地上爆炸。
我家距街上4华里，听说大姨妈家的房子被日本鬼子的飞机投的炸弹炸了，有甲炸弹没响，挂在楼枕上，有水桶那么粗，只要一动就会爆炸。我和家里人不敢去看，只老远望着那街。堂兄王学甫被“抓壮丁”到国民党部队里当兵，后当了日军的俘虏，被迫作了日军的挑夫，有幸在行军途中趁机逃走，经流浪奔波于1945年5月间才回到家里。这天，他正要去江口塘街上去挑淤肥，我大姨妈想到他当过兵，便来叫他设法把那枚炸弹取下来。堂兄答应说:“我去看看，不知能不能取下来。”这枚炸弹被一块黄色的布包着的(可能是随炸弹落下的降落伞)，堂兄靠近炸弹观察了一阵子，他想得到那块布料，他用根箩绳绑着炸弹，叫大姨父和几个人帮助，小心翼翼地把炸弹取下来了，因没碰撞针，没有爆炸。堂兄懂得点炸弹爆炸原理，不经大的震动和碰引火装置里，是不会爆炸的。这枚炸弹有一百几十斤重，堂兄大胆地把它扛在肩上，走出街，又走二里多路，把炸弹抛到油榨岭河坎下，“轰隆”一声巨响，河里翻起两丈多高的水柱。其实，当时很多人为堂兄捏着一把汗，远远地跟在他后面，一是看结果，二是为他壮胆子，当听到炸弹爆炸响了，看到王学甫安然无恙，都夸奖王学甫，说:“真不怕死，英雄啊! ” （王祥森口述 陈爱谟整理。王祥森:1930年12月生，本市江河人，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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