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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出现帮会活动，始于1939年。其帮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帮匪一体，官匪结合。各山头的头目就是地方割据势力的头面人物。他们有当时堪称合法的官职，有一支虽不像样、却作恶多端的匪兵武装。所以，他们进行帮会活动，更加肆无忌惮。日伪时期，他们乘乱打劫，猖獗至极，令人瞠目。
一是搜罗枪枝，扩充帮会武装。 “人和山”头目王国民自称“有万把人千把枪”；“汉族山”头目廖莼除控制乡自卫队外，私人武装尚握有轻机抢两挺，自动步枪两支，步枪百余支，手枪四十余支；南华山头目谢轶南则持县长之势，握有一个警察大队，后更声称扩编为一个纵队，其党羽也各持枪携弹而据于一方，如张金升以板桥行署主任名义有枪百余支，肖经邦以板桥乡长名义有重机枪三挺，手枪十余支，步枪百余支，都受南华山提调。这些帮会头目为了搜罗枪枝，扩充实力，简直不择手段:
其一，搜罗民间枪枝。王国民开始时，只有自己私藏短枪两支，便以组织“大堡人民抗敌自卫队”名义，从乡坤王厚之处弄到步枪四支，从县参议欧月千处弄到步枪两支。然后，便通过绑票吊羊，四处搜枪或逼人出钱购枪。如绑架麦园郭鹏举，要了购买四条机枪之巨款。1944年8月，日寇途经三益乡第四保时，因挑夫逃脱遗留枪弹一担在该地，被保长罗昭敦藏匿。王国民闻讯后派人去搜未获，后闻罗已将枪弹献交县自卫队，便把罗抓到富贵塘活埋了。当时，因避难而迁于大堡的湖南国货馆有长枪四支，湖南炼锌厂有长枪八支、短枪两支，也都被王国民缴去。南华山头目谢轶南在庙前绑架东区民食会之首领徐义明、周鸿禧两人，尽缴其枪，还索取轻机枪，因确实没有，便索取现款二十万元，后交纳五万元并其他物资，才将徐周两人释放。谢轶南还绑架刘法楷之子刘书五，迫使刘法楷将自卫枪枝全数献出，还另购五支交去，才将刘书五赎回。
其二，搜罗国民党部队之散兵游勇。日寇陷常宁时，国民党部队有三十七军及衡耒师管区游杂部队自常宁匆忙撤出，一些未随军后撤之散兵游勇流散在常宁的便被帮会头目搜罗，成为帮会武装的一支基本队伍。如被王国民直接收罗的有国民党军连长鲁楚雄，带了十余人和十余支步枪，加入人和山；只有依附关系，仍自在一方为乱的有阎贯海、池海通、方自新（均为国民党军之连排长）等部；初为依附关系，后成为王国民的直属部下有陈立刚，他原为国民党军队师部副官，后担任了王国民部第四大队的大队长。被南华山谢轶南收罗的有国民党军官黄衷森，带有步枪二十余支、轻机枪四挺、散兵三十余人。
其三，搜罗政府机构枪枝，变政府自卫队为帮会武装。衡耒师管区撤退时，有百余支教练枪寄存于县政府，县府交自卫队长肖楚屏之兄肖楚才保管。肖楚屏率部投向王国民时，便将这批枪全部收去献给了王国民。谢轶南、廖莼等人，更是利用其合法身份，变县、乡自卫队为帮会武装，实行官匪合一，称乱于一时。
二是勾结日伪，狼狈为奸。 常宁沦陷后，日寇在常宁建立伪政权，以汉奸赵炎为县维持总会会长。王国民即派出联络副官欧阳梅游说赵加入人和山，赵则要王加入维持会，以此互相勾结。双方达成协议:在伪政权方面，以赵炎为主，赵任维持总会会长，王任副会长；在伪军方面，以王为主，王任保安司令，赵任副司令。于是，赵炎正式加入人和山，率其部属至清水塘参加开堂，并被王国民任命为第十大队的大队长。1945 年4月9日，王国民还于盘古岭向日寇“皇军常宁地区警备司令官”写送一份“火急报告”，除通报国民党军活动情报外，还“恳请皇军火急派队一面向河洲大道截击，一面派队向官厅岭大道截击，职部在驻地展开进击，以图消灭贼部复兴工作”云云。汉族山廖莼亦与汉奸赵炎称兄道弟。据廖莼与赵炎于1945年4月间相互通信之原件记载，廖曾向赵赠送一批驳壳枪弹和勃琅林枪弹，并派夫役四五十名供赵炎用。赵则把柏坊一带税收交廖莼收取，并要廖搜集情报“按日派人送来”。匪伪勾结，汇成一体，作乱于常宁，使民众深受其害。
三是强抢乱夺，搜刮官库民财。 帮会头目拉起了一班人马，必须解决给养才能维持，所以便进行强抢乱夺，大肆搜括官库民财。
其一是劫夺赋谷积谷。凡帮会武装盘踞之处，当地的赋谷积谷，便首先成为搜括之对象。如汉族山头目廖莼侵吞赋谷积谷达二千六百一十多担。南华山头目谢轶南一次强行从县田粮处签拨公粮近五千担，除用于县府开支数百担外，其余尽行发卖，用于其帮会人马之给养。他每到一处，便派出鹰犬四出搜括积谷，总数在两千担以上。王国民所踞之地，更是官库即帮库，所有积谷随时供其提用，已无确切数字可考，仅据三益乡积谷保管人唐拔萃揭发，一次即要去七十八担四斗九升。
其二，私设税卡，横征暴敛；勒索摊派，强取豪夺。谢轶南在白沙私设税卡数处，凡进出货物均为税捐，如棉花每包收税三千元，盐每斤收税五元，茶油每斤收税五元，花生每斤收税一元，薪柴每担收税十元，鸡蛋一篮也十收其一，每日横征暴敛收入可达数万元。1944年旧历年关时，谢铁南在其势力所及地方，还每保派谷八十八担、肥猪一头，以供其部属过年之用。如无谷无猪送交者，则照时价折缴现款。一时，乡、保、甲长充其鹰犬，户户摊派，尽地方之所有进行搜括。汉族山头目廖莼除设卡征税外，还通过抓丁卖丁，搜括钱财。因柏坊当时为常宁水陆交通门户，来往逃兵较多，廖便派人缉捕，每捕得一名，则卖于各保权充壮丁，每名得价款五万元至十万元不等。当时每甲每半年要征收壮丁两名，廖莼提出只要出缓役费一万元，便可以缓出壮丁当兵。仅此项收入，便数逾百万。王国民部更是一班乌合之众，每到一地，便以派代抢，以抢代派，见鸡打鸡，见鸭打鸭，见到栏里有猪捉来就杀，搞得户户一贫如洗，连土里种的一点薤子，都得把叶子割掉盖上粪土才能保住。
其三是绑票吊羊及开堂放标，获取不义之财。当时，凡在帮会势力范围内，晚间常见火光点点，势若长蛇，这就是帮会集合开堂或出发打劫之队伍，人们看见这些火光将近屋前时，便赶忙逃匿。人人提心吊胆，彻夜不眠，唯恐什么时候祸及。白天更是道绝行人，出门便有被绑架而遭到洗劫之危险。人称“帮会势力几乎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四是滥施淫威，涂炭生灵。 由于帮会组织各大小头目，都是无赖之辈，虎狼之徒，因此，在其横行的地方，敲人骨髓，剥人肌肤，惨酷之状，随时可见。其中尤以人和山大小头目更为凶残。其四大头目之一的段宗善，杀妻伤女，还将妻子尸体肢解为四块，投入河水中。其大队长欧阳庚更以活埋人为乐事，常对人说:“我连日不活埋人，就觉得一身发胀。”被人和山大小头目活埋的大体上有四种人:一称“敌人”，即与人和山为敌的部众，一经抓获，即行活埋；二称“反贼”，即山头内部反叛出去的人，抓获后也一律活埋；三称“ 偷风子”，即被怀疑为侦查帮会活动的人，一经怀疑，便不分青红皂白，概遭活埋；四便是无辜群众，或被勒索不遂，或因事顶撞触怒，均遭活埋。其事例除本文前有所述外，还有如国民党三十七军有一散兵叫孙长子，东北人，被王国民收去当打枪榴弹之教练，后想逃走，被发现后即活埋于杉树嶆。欧阳庚有一次抓住一个乡民，疑其藏有枪枝，搜查未获，便强迫其自行掘土作坑，将要活埋时，因其兄也在王国民部，闻讯后便代其弟向王求情，愿意买枪赎命，王准其所请。欧阳庚说:“坑已作成，总不能让它空着”。于是，王国民便从牢狱中另提一人活埋了。其他如奸淫掳抢、酷刑摧残之事，实不胜举。当时将此帮乱，与同时存在的寇乱、兵乱、官乱，并称为常宁“四乱”:“寇乱横行无忌，兵乱猖獗一时，帮乱浩劫空前，官乱推波助澜”。旧常宁县长周仲衡在其所著《常宁平乱纪略》中形容当时的景况是:“千村万落，荆杞丛生，新冢垒垒，白骨在望；劫后统计，人民死亡伤病者，凡一十八万六千一百五十三人；而公私财产之损失，则数逾一百万元”。那时，常宁的总人口才不过三十来万，可见受害面之广之深，实在是空前的。 （陈伟中:1937年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党组成员退休，享受副县级待遇。（来源：天下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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