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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这一周年是常宁近代史上灾难深重的一年。其时沦陷，人民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生命财产毫无保障。一小撮歹徒，乘机窃起，啸聚山林，勾结敌伪，乱世称王，为害地方。当时作恶最多，民愤最大的，莫过于王国民。 一、乘乱发迹，充任“将军”。 王国民是常宁县到湖乡排杉村人。他的祖先世代务农。父亲名叫王世雁，为人忠厚老实，勤劳俭朴，乐于帮人医治无名肿毒，甚得当地群众的称赞。王世雁生了八个儿子，只带大前四个。老大各叫代保，憨直如父。以下三个，则生性诡怪，不成正果。
王国民排行第二，生于公元1900年，只读过一年半私塾和半年夜学，却喜欢看《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十二岁时，跟着一个姓柴的木匠学艺常出入洋泉五峒等地做上门工夫。他心灵手巧，三年出师，斧刨凿雕，样样通晓。但他不甘于做一个手艺人，尝欲“占山为王”，故又自取名“王者”、“王必兴”，可见其野心。
1927年，王国民溜到一个下湖北的木排上，漂到武汉，开始了他的闯荡江湖的生涯。他在外地流浪十多年，在湖北拜过把，到广东从过军，去永兴打过劫，在湘潭结过帮。但是混来混去，仍不得“志”。1942 年他返回故乡，带回了两支旧式短枪，这便是他后来起家的本钱。
王回到家乡后，积极拉帮结伙，四处活动。他在排杉附近(包括祁阳近乡)，收罗一伙亡命之徒，凭着两条“短火”，一次摸到祁阳县城，夜劫军长刘铁夫的府院。这种到老虎口里掏食的冒险行动，一方面惹得刘府派枪兵追捕，人虽未捉住，而家里几间茅屋已被一把火烧得精光；另一方面却吓住了附近一些土豪、乡绅。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不惜屈身投靠，加入王国民的帮会，捧他的场。
1944年7月，正当日寇突破长潭线，衡阳吃紧，常宁处于风声鹤唳之中时，大堡欧姓以县参议欧月千为首，在枫林欧家祠堂为出任保安第七区司令的欧冠办接风酒，把乡长李章甫、副乡长李阳芳、大地主王厚之等请去作陪，还特地介绍王国民拜见欧司令。这时王国民高谈保家自卫，哗众取宠。县境沦陷后，农历八月十六日乡长李章甫召集地方父老、豪绅七八十人，集会于欧家祠堂，成立“大堡人民抗敌自卫队”。到会乡绅乘机为王国民抬轿子、吹喇叭。李章甫发起公推王国民任自卫队长，欧月千慷慨陈词：“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的生命财产全靠‘国老’”。这时年仅44岁的王国民，却被捧为“国老”，颇可见其威风。当场王厚之出枪四条，欧月千出枪两条。此后王国民以自卫队的名义，打着保卫家乡的幌子，到处收缴枪枝，招兵买马。加之溃军某部连长鲁楚雄带散兵十余人、步枪十多枝和轻机枪两挺来投，王的势力日益膨胀。日寇攻占县城后，王将自卫队升为自卫团，自任团长，任命李章甫、左超龄(原为副乡长)为副团长，妻弟何玉清为团附。此时，原在县长谢轶南属下任自卫队长的肖楚屏，因缺乏给养，率一百多人枪亦加入王部，这更壮大了王的势力。王一方面扩张势力，一方面寻找靠山。他深恐独树一帜，无所依托，便施展伎俩，活动于常宁、祁阳、宁远等地的军政要员之间，以取得合法身份。这些权势们有的想利用别人壮大自己势力；有的想以抚代剿，安定地方秩序，都欣然给他封官委职。从1944年8月到1945年5月，不到十个足月，他便挂起六个头街，计有: 湖南保安第七区司令欧冠委任的“阳明山警备指挥部宁常新边区自卫指挥”；三十七军一四〇师师长毛定松委任的“补充团长”；第九战区祁东自卫区总指挥蒋伏生委任的“祁东自卫区第二支队长”；常宁县县长谢轶南委任的“常宁县自卫队第五大队兼三益乡乡长”；常宁县伪维持会长赵炎委任的“常宁县救济总会副会长兼保安司令”；还有雄踞在挂牌山到处网罗“豪杰”的柏岳“老将”，竟委任王国民为突击军驻湖南常宁西南区指挥所“少将”指挥。
这时的王木匠一跃而为“将军” ，外出有随从，办事有副官，好大的威风!
指挥部下设参谋、副官、秘书、军械、军需五室，十一个大队，三个直属中队，下面又设分队。兵员号称一万，枪枝拥有一千。接受柏岳任命后，王将所部改为突击军，设三个总队，第一总队长王国民自兼，第二总队长肖楚屏，第三总队长欧阳庚。总队长挂中校官阶，属下职官，亦各有军街。 二、糜烂地方，作恶多端。 王国民为乱不到一年，危害极大。他手段残忍，杀人不眨眼，真如恶鬼魔王。人们提起王国民三个字，大人听到胆战心寒，小孩听到不敢啼哭。其主要罪恶:
（一）开山立堂，发展势力。 王最初在湘潭结识一个南京人马复兴，加入了洪帮。回到家乡后，由秘密到公开发展帮会。1944 年至1945年的一半年为最猖獗时期。他的总部从麻洲神仙堂，移驻珠塘的珠江口，再驻株梓的石泉山庵子。这些地方，既是屯集匪帮的巢穴，又是发展帮会开山立堂的主要场所。
王国民的人和山，属于洪帮，又称洪门。他充当了人和山最高头领——主裁。与主裁并肩而坐的有恩、拜、仁、义四大盟兄，王又自兼恩兄，杀妻弃女的段宗善为“拜兄”，还有两个外县人陈锡厘、陈胤为“仁兄”、“义兄”，他们都是社会败类。王部下的大队长、分队长、各室主任、副官多由帮会里的大哥、二哥来充任。这些败类再纠合乡、保长到下面去进行讹诈宣传，骗人入帮。凡新入帮的都被通知统一于某夜到某地 (多系祠堂庙宇)，即所谓“忠义堂”去“斩香”，每人至少得交五斗谷的入帮费。一些洪帮匪徒(又是自卫队分子)，常在夜间明火执仗，外出“打武差事”(打劫)，并以此制造恐怖气氛，威胁人们入帮。本县西南乡数以万计的人，就在这种欺骗和威胁下加入了人和山。王国民既是武装最高指挥官，又是人和山的最高主宰，军、帮一体，兵、匪一家。他利用武装力量发展帮会，又利用帮会扩充武装力量。这就是他“称雄为霸”作威作福的手段和资本。
(二)掳掠奸淫，坑害善良。 王的部众本是社会上的散兵游勇、流氓赌棍、一伙亡命之徒。他们四出掳掠，其手段是:借题发挥，敲诈勒索；拦路设卡，搜人腰包；打家劫舍，翻箱倒柜；以派代抢，以抢促派，等等伎俩。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以及烧的都从农家、富户、公堂摊派强取。不少人家被搞得一贫如洗。凡受匪徒践踏之区，栏里无猪，仓里无谷，笼里无鸡，塘里无鱼，连土里留下的薤子，也得割掉叶子，再盖粪土，否则薤子种也保不住。匪徒们对外乡客商掳掠，更为毒辣。祁阳有个卖鞭炮的小贩路过大堡，被王的部下拦住，身上仅有四十个银毫，全被搜去；那人说了:“我认得你的!”只这一句话招致了杀身之祸，匪徒用麻袋装上那人抛入湘江。
王部驻石泉山时间最长，附近人民受害也最大，除常遭洗劫外，妇女被奸淫者不计其数。五龙山下有个怀孕七月的妇女，被两个匪徒轮奸后，没过十天，一命呜呼。匪徒一次在庙门前村子边，追得两个少女从两丈高的墈上跳下去，钻进人家床底下，才免糟踏。附近群众只得把年青妹子抹黑面皮，披头散发装做病号，通过岗哨，送到远乡亲友家去躲避。群众咬牙切齿地说:“王国民部队和日本人一样坏。”
(三)绑票吊羊，勒索钱财。 王经常地命其部下到乡间物色绑票(吊羊)对象。匪徒们把人捉到总部来，被捉来的人叫肉票。凡被捉来的要受酷刑。其酷刑是:将被绑的仰卧桌面上，把他的头部压下垂到桌边，从鼻孔灌辣子水，灌得人家死去活来。所以凡被吊羊的怕受酷刑，总是尽家之所有以赎命。有的人被多次吊羊，搞得倾家荡产。麦园有个叫郭鹏举的，被绑去四十余天，索价四挺机枪的赎金，郭家不敢少交分文。
(四)生葬活埋，惨无人道。 这种生葬活埋的残暴手段，原为洪帮禁条所定:“咱们兄弟反礼越了教，自己挖坑自己跳。”王国民用这种禁条，任意把人活埋。当时遭活埋的有四种人:一是同他敌对的(即他认为对其不利的、不属于他这一伙的其他武装力量)；二是帮会(或自卫队)内部的“叛逆者”；三是“偷风子”(匪徒们搞任何秘密活动时所发现的旁观者或称为密探)；四是无辜群众。1944 年冬，祁阳有两个做生意的小贩，路过五龙山，被当做三十七军的侦探，捉来活埋于五龙山的横冲里。有个散兵东北人，名叫孙长子，在王部教援匪徒打枪榴弹，眼见长此栖身没有好下场，打算逃走，被王国民得知，便活埋在五龙山一个小塘里。1944年8月间，四美乡第四保保长罗昭敦捡得日寇一担弹药，旋即被郭伯青自卫队收去，王部闻讯后，把罗即日活埋在富贵塘。
埋活人的坑，原由匪徒挖，后来强制受害人自己挖。活埋的方式，分卧埋和站埋两种。卧埋:用枪托把人打进坑里；或拳打脚踢把人摔进坑中；或用石灰扑人头面，乘人睁不开眼时捅跌坑内，马上四方下土。站埋:则把被害者打进坑内站着，四方下土，埋到小腹，两手瘫软；埋到胸口，七窍流血，舌头吐出；埋到颈部，气绝身亡。这种暴行，使人听了毛骨悚然，而王部悍目杀人魔鬼欧阳庚却视为乐事。他常说:“我三天不埋人，就一身发胀，两手作痒哩。”
(五)私通敌伪，为虎作伥。 1944年冬，王国民盘踞一方称霸之时，为了实现他当草头王的美梦，竟认贼作父，投靠“皇军”，与县伪维持会总会长汉奸头子赵炎结成同盟，狼狈为奸。当时，赵要王出山，到赵属下供职；王要赵入人和山，进他圈子。赵邀王担任县伪救济总会副会长兼保安司令，王请赵担任他指挥部下的第十大队长。两逆互相唱和，同演双簧。1945年春，蒋伏生、谢轶南、郭伯青三部，分三路进剿王匪。这时王匪屯兵于盘古岭，负隅顽抗；并于4月9日恬不知耻地向“皇军常宁地区警备司令官”呈文报告:“恳请皇军火速派队一面向河洲大道截击，一面向官厅岭大道截击，职王国民呈”云云。公然勾引日本人打中国人。4月21日，王部偷袭郭伯青自卫队于庄泉刘家祠堂，不料损兵折将，死了大队长胡玉冰。王逆竟向敌伪哭拆求援，借日本的大炮，配合伪军百余人，重趋庄泉，轰炮而入，烧毁了刘家祠堂。 三、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1945年6月中旬，日寇大队人马已从湘桂线开始溃败，6月底敌军又有三万之众，经我县狼狈窜逃；新任常宁县长周仲衡向王国民部发动了分化瓦解的攻势。王部靠山不稳，军心动摇，面临着树倒猢狲散境地。他的几个心腹干将，都想各奔前程，率部离异。首先是第二大队长贺楚彬率部反正，向周仲衡投降，当上了宜阳镇镇长。第一大队长肖楚屏因有与贺楚彬曾动员王国民反正之事，生怕王匪暗害，亦于贺部反正之时，率部离开了石泉山匪穴。接着王部的悍目第七大队长欧阳庚牵动着其他几个大队拖枪跑了。7月8日，萧、阳等部都主动向五十四师和县政府缴械投降。这时王部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在石泉山立脚不稳。7月10日，王国民仍寄希望于“皇军”，即撤其残部离开巢穴，屯兵于距城数里的三雅洞，企图依附赵逆。赵逆虽曾率部来援，但当五十四师派兵攻击时，都不敢应战，只接应王部狼狈窜匿城中。此时，驻城日寇已成过江的泥菩萨，且疑虑重重，对原来的“伙伴”戒备猜疑，不准王国民躲在城里。王被迫出城，扎驻城外。7月30日之夜，王率残部潜逃。五十四师一部同当地郭伯青部痛击之于官岭陈家岭，打得这批匪徒丟盔弃甲，死伤狼藉，窜向祁阳去了。
王国民作恶多端，久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走投无路，率残部东窜西逃，都无栖身之处，最后匿于祁阳黄莲乡黄茅铺的白鹤寺，不久又被群众告发。9月11日，常宁县政府将其追捕归案，10月4日枪决于桃花洲。
(本文资料来源: 常宁县档案局“王国民案卷”和大堡、株梓、麦元乡欧建章、郭文举、刘喜生、周邦述、刘仲明等同志的口述记录。（来源：天下常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