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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出土的青铜尊中，方型体尊唯有两件，一为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另一件即为常宁出土的牺首兽面纹方尊。
常宁牺首方尊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的方尊形制相同，为中原文化型青铜器。
常宁是现在已知出商代青铜器最南的一个点。
中原的商朝缺乏有色金属资源，不得不到长江流域去找。这是商王武丁奋伐荆楚的主要原因。
殷墟时期，南下的商人即已就近铜矿在本地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青铜铸造业，其所需主要原料，取自幕阜山脉南北麓；铅可以在湖南常宁等地取得。
破铜烂铁中发现的“常宁宝贝” 1962年8月，一个庸常的日子，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习惯性地到长沙涂家冲废品收购站转悠。因为时不时都能从破铜烂铁里面发现珍贵的商周青铜器。
感谢那个一切都按计划的时代，各县收购的破铜烂铁都要层层上解到长沙，也感谢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让久经战乱，散落民间的吉光重器回归馆藏，重放异彩。
偌大的仓库，收来的破铜烂铁都堆在一起，工人按照铜、锡、铁等品种进行拣选分类，文物工作者在旁边看着。突然，一片饰有兽面纹的青铜残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对于文物工作者来说，这种分体式兽面纹太熟悉了，它们是殷商晚期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典型纹饰。
在标有“常宁县”字样的麻袋里发现了商代青铜器残片！这个仓库里，存有常宁县交来的废铜2000多吨！要找齐这件青铜器的碎片，意味着要将这2000多吨废铜全部翻包。
信息马上上报省委主要领导，时任省委书记华国锋当即指示，一定要复原这件文物！
翻拣立即进行，工人翻的时候，文物工作者就守在一旁挑，“每包里总能翻出大小不一的，有的也能看出模样来，大大小小一百多块，破碎得不成样子，没法分辨出到底是什么。”
把一百多块碎片复原成一件文物，象是一个最复杂的拼图游戏。数月之后，牺首兽面纹方尊“惊艳”亮相。
器物通体高54厘米，重15公斤。方形，口外敞，肩有折棱，下有圈足，器表主纹为分体式兽面纹；肩的四隅饰圆雕鸟身、猪首、鹿角的组合动物纹，器形厚重，制作精良、造型奇异、纹饰精美，属商代晚期（殷墟期）器物，现存湖南省博物馆青铜器陈列馆。
曾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熊传薪先生在其专论《湖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中写道，湖南出土的青铜尊中，方型体尊唯有两件，一为宁乡月山铺转耳仑出土的四羊方尊。
另一件即为常宁出土的牺首兽面纹方尊，“其形制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的方尊相同，唯冶铸技术与纹饰风格更趋成熟。”
是“常宁造”？还是控制铜铅锡资源的商部族信物？
历史不能假设，时光亦不可倒流，如果不是麻袋上的那个标签，一件稀世珍宝可能与常宁失之交臂，我们已无从知晓方尊具体在常宁的哪个地方出土，但我们应该坚信，这个盛酒的容量，揭示了远古常宁的战略地位，也揭开了那个青铜时代的辉煌与荣光。
何介钧先生在其专著《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中指出：“常宁是现在已知出商代青铜器最南的一个点”。更为吊诡的是，这个最南端出土的青铜器却带有典型的中原商文化特征，而且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的方尊相同。
常宁早在原始社会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生息繁衍，荫田白马、宜潭黄桥就曾出土过旧石器和古陶器，属荆楚文化圈。
那为什么在荆楚文化圈中出现了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征的青铜方尊？是偶然还是必然？
答案是后者。与常宁“八宝之地”的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有关。
“荆楚”势力的兴起,大约在商朝前期。《毛诗正义》载，“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这是当时荆楚发难,背叛商朝最明确的记载。商王武丁统治之时，正当商代中期，国势极盛，曾出重兵征伐南方的“荆楚”。《诗经·商颂·殷武》中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句，反映了这次商楚战争的情况。商王武丁为什么要奋伐荆楚，向长江中游挺进呢? 青铜时代的战略资源，一是铜，二是锡，三是铅。当时定都在中原的商朝缺乏有色金属资源，不得不到长江流域去找。这是商王武丁奋伐荆楚的主要原因。当然，扩展疆土，巩固其共主的统治地位也是原因之一。
1954年，考古学家蓝蔚在武汉市北郊约5公里的盘龙城湖畔发现一座距今3500多年、商代二里岗时期的古城。蓝蔚推断，商王朝之所以要建立盘龙城，主要目的是控制江南大冶一带的铜矿，而且盘龙城水运便捷。在建立稳定的军事据点后，商王朝的势力沿长江进入洞庭湖区及湖南、江西等地，先后在湖南石门、宁乡，江西新干大洋洲建立过青铜器制造中心，并且商文化通过湖南这个重要通道向岭南传播。
而常宁境内，青铜时代所需的三种战略物资铜、锡、铅均有丰富储量，且湘江、茭河（舂陵江）水运往西、往南可达岭南，往北可达长江。
何介钧先生在专论《试论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及商文化向南方传播的几个问题》中提及，“至迟在殷墟时期，南下的商人即已就近铜矿在本地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青铜铸造业，其所需主要原料，取自幕阜山脉南北麓；铅可以在湖南常宁等地取得……而锡，取自南岭都庞岭和萌渚岭”。从盘龙城的建制可以看出，商王朝对重要战略物资的控制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由此也可以推定，作为重要战略物资——铅的主产地，商王朝不可能只靠贸易手段获得，派出一支驻军，并赐其一个青铜重器作为部族信物，当是可能的。同时，在常宁境内并未发现象宁乡、新干等地那样的青铜铸造业遗址，所以，牺首方尊不是“常宁造”，但常宁在殷商时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似不容置疑。
这支商部族哪里去了？青铜文明给远古的常宁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最早的常宁原住民属三苗部落。舜帝时，三苗与欢兜、共工、鲧合称为“四罪”， 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禹时，三苗不服，禹与三苗进行了一场历时70天的大战，大败苗师，从此三苗衰微下去。
王恩田先生在《湖南出土商周铜器与殷人南迁》一文中指出，禹灭三苗之说无考古证据支撑，“三苗应为越所灭”。 无论哪种说法正确，殷商青铜文化传入之前，常宁应是扬越文化范围。古越人仍然是居住在茅草覆盖的半地穴式房屋，过着氏族制公社的生活，还是以石器作为主要的工具，进行刀耕火种式的生产。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过生动的描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 商代晚期，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湘江流域，越人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主要是在“火耕”时用于砍伐森林，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标志，盛产铅、铜、锡的常宁，因为得天独厚的资源，比其它地区更早结束石器时代而进入青铜文明。
兴盛200多年后，盘龙城突然废弃了。废弃的原因莫衷一是，有说是因为盘庚迁殷后，作为一个重要方国的都邑，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及与殷都不相上下的都城形制，让殷商王朝感到威胁，于是发兵攻城，盘龙城自此成为废墟；有说是因为长江边上的血吸虫病爆发，让盘龙城的居民不得不弃城而逃。
经过多年的文化交流与交融，越人掌握了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国力兴盛。而失去南方重镇盘龙城的商人没有了武力后盾，商文化元素日渐被越文化取代，势力范围收缩回黄河流域。也许，那支派驻常宁的商部族臣服了越人，文身断发，错臂左衽。吟唱着《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本文资料采自湖南省博物馆编著的《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铜器》一书和《常宁一千七百年纪事》及1992年版《常宁县志》，特此致谢！）
来源：常宁报
作者：彭国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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