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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对县西兰江白茅冲来说，是一个悲痛的日子，屈辱的日子!
上午，天气闷热，男人们顶着烈日在田里收割水稻，农妇们在禾坪上翻晒金黄的稻谷。大群小群的鸡鸭不时袭来，偷吃谷子。小孩子用闹鸡扒赶得鸡鸭满天飞。中午，天空突然出现一片乌云，笼罩着白茅冲的上空，阴霾的天气让人感到恐怖。男人们正在厅屋供设酒馔，祭祀祖宗。这是传统的中元节最后一天。忽然从田垌方向传来急切的呼叫声:“快跑呀!日本鬼子进了深塘(距我村约一华里多)。”大家已有前几天被国民党中央军掳抢的惨痛，本来惊魂未定，听说日本鬼子又要来袭击，更是惊恐万状。大家顾不得收拾家什，甚至连门都来不及上锁，便扶老携幼，纷纷往林深的后山逃。我母亲背着我两岁的小妹，父亲牵着我四岁的大妹穿过后龙山往白竹仙岭跑，不足八岁的我同十岁的姐姐赶着家里的一头黑黄牯跟着大人跑，姐姐前面牵，我在后面用鞭子抽，黑黄牯也听话，同我们一道冲上莲塘。父母他们四人跑得快，已躲进白竹仙山顶的丛林中了。由于爬白竹仙山高路陡，黑黄牯跑得慢，我们刚到白竹仙半山腰一块红薯土里，忽然黑黄牯大吼一声，被一个日本鬼子听到，鬼子兵便从上墈一纵跳下，恰好落在我们身边。他头戴黄色飘布帽，下穿红色三角短裤，上身赤裸，手提“三八”马枪，满脸煞气。我们本想牵牛走，却被他吓懵了。不敢哭，不敢叫，呆呆地站着。鬼子正要赶牛走时，忽然从山上传来小孩啼哭和女人闹声。鬼子高兴大叫:“花姑娘的有!哈哈!”这个家伙原想连人带牛一起抓走，一转计便向女人方向追去。不久，从远方传来女人的惨叫和小孩的哭声。我们便悻悻地牵着黑黄牯，赶忙躲进水沟里，被两旁的冬茅和灌木从遮着。黑黄牯慢慢嚼着嫩草，不再吼叫，直到黄昏，父亲才顺着水沟找到我们，带着我们踏着昏暗的羊肠小道下山，回到家中。湾村里的人们也三三两两，披着暮色，陆续回家。可是家家户户都被鬼子搅得乱七八糟，杯盘狼藉，门上挂了锁的户，门页也被砸烂，有的人家罈子里好吃东西没有了，装满了鬼子的大便小便，鸡鸭也多数不见了。大禾坪上遍地是猪毛猪血，原来他们在湾村里杀了几头肥猪抬走了。
最为痛心的是，我的叔父袁瑞岸不见了。急得我婶母嚎啕大哭，妻儿崽女哭做一团，后来有人告知，他在山顶上看见，我叔父被鬼子抓走，逼迫他去当挑夫了。原来我叔父脾气古怪，别人都跑到后龙山去躲避，他却不走，一个人独自坐在家门口石墩上叭哒着他的老烟筒。鬼子用枪逼着他挑了一担鸡鸭、猪肉，夹在鬼子队伍中，向西南方向走去，家中剩下孤儿寡母，继子才14岁，大女孩7岁，小女孩只有两岁。我婶母哭得死去活来，昏倒在地。我母亲和邻居多方劝说，她才慢慢平静下来。
从那天以后，我和姐姐牵着黑黄牯来到二十里外的更偏僻的穷山沟——高滩雷家躲日本鬼子，由舅父呵护我们近半年才回家团聚。
叔父被鬼子抓走，随着沿途扫荡的鬼子队伍，来到湘桂边界黄沙河。他有时为鬼子挖工事，有时干杂活。他不识字，加上语言不通，很少说话，成天只埋头当苦差，像个木讷人。近处挑水干活，无人跟押，他按时往返。鬼子见他老实，无逃遁迹象，就逐渐放松了对他的监管。一天下午，一个鬼子兵押着他去两里以外的一个山上，到老百姓地里采蔬菜和挖红薯。这个鬼子便走到蔽西晒的山墈下树荫里乘凉，不知不觉打起盹来，渐渐发出呼噜声。我叔父故意用锄头砸了一下石头进行试探，虽然发出清脆的响声，却没有惊醒鬼子的美梦。叔父又远离他二十多步脚，装做解手，鬼子兵仍然鼾声如雷，美梦难休。叔父知道他已熟睡，便悄悄快步溜进树丛，翻过道又一道山梁，大步流星地逃走了，约莫过一顿饭的工夫，才听到后面追赶他的枪声。这时叔父已将鬼子甩掉好几里路了。走着，走着，已是黄昏，不敢进村，当晚露宿草丛，与蚊子为伍。次日凌晨，他不敢问路，只好朝着东北方向的家乡抄小路走。当时他只穿了一条黑色短裤，一块河州布澡帕，头戴一顶冒边的斗笠。他沿途乞讨，夜宿街檐草堆，走了半个多月才回到阔别三个多月的家乡。由于日晒夜露，叔父全身酱赤，蓬头垢面，骨瘦峋嶙。一家人见面，悲喜交集，痛哭流涕。我叔父过去从不流泪，这时憔悴的脸上，也是老泪纵横，对村里来看他的叔伯、兄弟们诉说着他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挑夫，做苦工，受虐待的情景。一个堂伯对他说:“老三，你这次是虎口逃生，原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叔父愤怒地说:“日本鬼子比豺狼还毒，杀人不眨眼，要我们挑夫做事，饭也不给吃饱，动不动就是皮带抽、抢托打，不把我们当人，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狗日的对我们的欺侮!”
（作者：袁振新，1936年出生，本市兰江茅塘村人，衡阳柏坊煤矿副矿长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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