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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五月上旬，长沙失守，衡阳已在日寇重重包围之中。当时，由国民党陆军第十军驻守衡阳，该军军长方先觉率部队奋勇抗敌，因得不到友军的配合支援最终战败了。衡阳沦陷后，耒阳铁路沿线也被日军完全控制。
阳加洲与耒阳县毗邻，距灶市火车站仅60华里，不到一日路程，日本鬼子会来阳加洲扰乱，在父老乡亲的预料之中。乡亲们为尽量减少损失，生意停业，收拾财物，携带家眷，疏散到忠家岭，吊水冲、观音洞、灯盏锅等偏僻山区。开始，我家老少四口在矮岭坪舅父家避难，因该地距阳加洲只有三华里，恐安全难保，后携带财物转移到靠近桂阳灰山的上沙坪一朋友家里。热闹非凡的阳加洲小集镇，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未离开街市的是那些年高多病、单身无挂和无亲可投的外乡人。
五月十四日上午约八九点钟时，一小股日寇为摸清和侦察白沙团防局的火力实况，取道耒阳仁义圩至甫下谭家，涉水到鲇鱼洲，再渡河到阳加洲观音阁登岸。驻守在庐山庵子的国民军与日寇交了火。驻军虽有一个排的兵力，但不堪一击，激战不到一个小时，只剩下傅排长一人。具有民族气节的傅排长，仍顽强坚持战斗。手持机枪，边打边退，当退至街口三圣祠处，见是个有利防守的地方，便迅速卧倒在门槛，架起机枪展开猛射。恰在这时，街上一位叫刘友邦的青年挺身而上，做傅排长的助手，替他装子弹。日寇很狡猾，见地势不利，隐避待命不敢盲动。日寇一名士兵从河岸爬到黄花菜地里，伏在黄花菜蔸下，一枪瞄准射去，将傅排长击中。机枪哑了，日寇一行九人，大摇大摆进了街。刘友邦见势不妙，飞身从三圣祠后门溜走，经戏台坪，穿周家巷，躲进何承财家里。他在暗处细心观察，只见走在最后的一名日军，离前面的八人约百余米远了，他一跃而上，将日军的背包抢来，又迅速回到何承财家里，躲藏起来。日寇不知深浅，不敢进屋搜索，只得慌乱追上队伍。刘友邦后来解开背包，里面只有一套军服和一盒压缩饼干。事后，他将饼干分给小朋友吃，现在健在的周宗杰老人就吃了那种饼干。
这小股日寇没有进屋扰乱，沿街直往上洲穿街而去。走出街口，发现一中年妇女在逃，一日寇追上去，将她拉到路边的苧麻地里，实行惨无人道的暴行。日寇的目的是去白沙，为避免背后受敌，在阳加洲街西的黄岭上进行了侦察搜索。当发现对面李家山一颗古松下有一人，一枪射去，那人当即栽倒。遇难者是外地人在阳加洲开染坊的方老板，他因回头去提水给老婆止渴而遭到惨杀的，死后水壶还紧握在手中。农民周保生，躲在株木嶆茶山里，因站身小便被日寇发现，被一枪射中大腿。周中弹后浑身火烧火燎，待日寇离去后，他爬到田边喝了几口泥浆水才有所缓解。由于当时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加上家贫困无钱治疗，伤口发炎腐烂，拖了不到一个月，含冤离开人世。
约上午九时许，日寇离阳加往白沙方向而去。当行至高瞪桥亭子时，见小溪隔断去路，只有一石桥可以通行，且桥南有山，地形险要，日寇怕山上有伏兵，不敢大意过桥，便掉头往回走，复而又进了阳加洲。我姑父周铭光在渡河去耒阳的途中，不幸被日寇抓住当脚夫，肩挑枪枝随日寇去了耒阳灶市火车站。他总在寻找越逃机会。一日他去小便时，见无人跟随就纵身往外跑，结果未成，被抓回去打得皮开血绽，遍体鳞伤，直至休克。不几日，他又随日寇乘火车去了彬州，在一个黑沉沉的晚上，乘日寇睡熟之机，才脱身逃离虎口。回到家中卧床不起，病了三个月便命归黄泉。
这小股日寇，在阳加洲一出一进，往返不到三个小时，离去时绝灭人性施放了细菌病毒。此后，街上的百姓有50%的人染上了虐疾和痢疾传染病，不少人死于非命。我姐姐彭清凤，染上痢疾后，因治疗无效，于是年农历七月上旬含恨离开人世。日本鬼子在阳加洲杀人、强奸、掳掠、施放细菌病毒的残暴罪行，阳加洲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阳加人们兴高采烈地庆祝。同时，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蒋家王朝，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有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过上舒适幸福的生活，国家繁荣昌盛，不再受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凌辱。 （彭清镜: 1936年生，本市阳加人，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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