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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年代的旧中国，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经受了种种苦难的洗礼，回首当年，至今仍催人泪下。
我于二十年代末，出生在常宁东乡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两岁多随母出继，十八岁时回老家立业，以作田、挑盐、做工为生。1940年，父亲才40岁，突然发心血管病不幸去世了。一个农民家庭中唯一的劳动力失去了，正如一幢房子倒了正梁柱。大量的农活落在母亲肩上，一个小脚女人下地劳动是何等艰难!当时我只有十一岁，也含着眼泪跟着下地。由于家庭生活所迫，姐姐年仅十四岁就出嫁了。
父亲去世后第四年，即1944年8月31日，这天正是农历七月半，家家都办了些酒菜供“老客”。晚上，忽然炮声隆隆，预示着大祸就要临头了。全村人心乱如麻，睁着眼睛坐到天亮。次日，正当供“早饭”时，东南方向几个村子的人们像潮水一样往山里跑。我同村里的人也拼命跟着人群跑进山里，随后，国民党三十七军进村了，他们如狼似虎，见人就抓，见物就抢，翻箱倒柜，打鸡逐狗，一掳而光。中午国民党军刚退走，日本鬼子驻进来了，这些强盗进村后，白天，打砸声、吆喝声、人们凄惨的哭声，使人不寒而栗;晚上，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人喊，马嘶，狗吠，猪嚎，更使人毛骨悚然。人们只得由近山躲入深山密林。我懵懵懂懂跑进了金子岭，那是一片草深林茂、野兽出没的陡山坡。我忍着刺痛，一头钻进了两米多深的芦茅窝，上不见阳光，下有黄蜂、蚂蚁，甚至会有毒蛇出没，我死命抓住芦茅根仰面躺着，不时听到村里传来“呼呼”的皮鞭声，“当当”的刺刀声，“啪啪”的枪声和妇女尖细的哭声。我闭着眼睛白天当黑夜过，水米没沾，也不知过了几个昼夜，渐渐感到身子难转动了，呼吸也困难了。我只好用尽全身微弱力气，艰难地爬出了芦茅窝，想找点吃的，谁知刚站起来，眼前一片黑，又摔倒了，稍一清醒，便连滚带爬，好不容易摸到了一块凉薯土里，心里明白，这是救命之宝!我伸出手指想抠出一个凉薯来充充饥，又谁知久晴未雨，土壤干涸硬得像铁板，我什么也不顾了，发了疯似的用手指挖、抠，终于抠出一个来了，饥不择食，连土连皮往口里塞，不久便昏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才醒过来。我的两个膝盖骨和手掌已皮破血流，肿得像鼓锤，眼前又不见亲人，我绝望了。正在这时，有个人听到我的呻吟声，跑来扶起我。他认得我是下头周家的，随即从篮子里端出饭和水，先给我喝了一碗水，又给我吃了一些饭。坐了一会，我慢慢回过神了，两眼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他关切地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背你进山吧。”恰在这时，遇上村里的英华、英宜兄弟也来了，他们小声地说:“三十婆婆(我娘)走不赢，躲在“风眼圳”柴窝里，你妹妹不知下落。”我一听，心如刀割，恨不得拔腿去找母亲。他们拉住我说:“你现在去等于送死，我们周家、何家两村都扎满了日本鬼子，猪、牛、鸡、狗全被打光了，他们见了男人，老的就打、杀，青壮年的，就抓去当夫子，是小孩，或者用刺刀挑在尖上，或者逼他们到处喊娘，一发现妇女答音，搜出来，就地轮奸，也不管是老是少，不从就割奶子，刮鼻子、剖肚子、捅下身。”四人一边哭，一边商量:“躲在这里是不行的了，村村都扎了鬼子，搞不到东西吃，饿也会饿死!不如到江边刘家去，找个地方住下来，等鬼子走了再回去。”我们三人提心吊胆，走走停停，快天亮时到了江边小垅，看到两具摆在路边田里发臭的尸体，我们又紧张起来，赶紧躲进了大山里，躲了三天，又转到上官冲野鸡冲廖家。这里丛山峻岭，林木遮天蔽日，平时人迹稀少，但这时却很热闹，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躲兵的人在阶基上垒了不少临时炉灶，不等天亮，大家吃饱后便钻进茅窝岩洞里。鬼子总算没来骚扰了，我们“平安”地过了几天“舒服”日子。
9月22日早晨，东方刚发白，满身是血的堂伯父周法福在儿子群寿的搀扶下进屋了。群寿说:“不得了，今早我们三个想溜到这里来，走到长塘下首圳边，鬼子一枪打来，爸爸手腕被打穿了，仍在流血，第二枪把群择打倒在圳里。”我赶忙用烂布替伯父包好伤口。这样在野鸡冲廖家又住了两天，听人说鬼子大队人马已开往县城去了，我和另外几个人在当天夜里摸到家里附近的山上，朝村里望去，村子里大火堆不见了，人嚎马嘶也绝迹了，更听不到鸡鸣狗吠，只是静悄悄的一片漆黑。胆子大的英华说:“你几个人在这里莫动，我摸到村里打听一下，鬼子真的走了的话，我来喊你们，我不来，你们仍摸回野鸡冲。”不久，英华转回来了，告诉我们鬼子真的走了。于是大家摸到了村口，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难闻的臭气。这时，我母亲牵着我妹妹也回来了，母子见面，哭成一团。我和母亲、妹妹走进了自己屋里，哪里还像是屋!三间屋的门、门页架子全没有了，前面的窗子拆到与地面一样齐，房屋角里一铺床、盖被帐子、三块床板子、两条凳都不见了，见到的是满地稻草、马粪和谷米，灶屋里满地是碗、杯、锅子的碎片。连酸菜缸子里也屙了屎，栏里的猪、牛只剩下毛皮和猪头、牛脑在那发臭起蛆。母亲见状嚎啕大哭起来。由于所有的东西都被鬼子搞光了，又加上天气阴雨连绵，人们又冻又饿，因而瘟疫流行了，人人打摆子又屙痢。我不但打摆子，更严重的是，两脚又肿又痛，寸步难移，上下床都要母亲背。田里种的禾无人收，倒在泥里发芽，没法子只好把捡回来的芽谷，用锥舂烂，和糠一起煮成又黑又黄的粥，天天吃着这刺口又刺喉的糠粥。几天后很多人肚子胀鼓鼓的，连大便也解不出。蔬菜被鬼子糟踏尽了，粥里加点盐想都不敢想，盐贵得很，一块大洋或五斗米才能买到一斤，大家只好喝淡粥。实在不行了，母亲找出一罐盐蛋泥，用水浸泡，有点咸味，每天舀一调羹当盐吃。治病无钱，三餐无饭，更谈不上过年有荤。
日军已经退走了，地方上的圈子会帮匪又到处打家劫舍，他们称之为“打武差事”，村里更加人心惶惶。我的母亲担心帮匪将我“绑票”，每天背我到山里或灰屋里躲躲藏藏(因那时我的脚肿胀未消，不能行走)，一直闹腾了两个多月。后来抗战胜利了，圈子会帮匪的活动也收敛了，我们以为可以过上平安的日子，谁知又因我到了当壮丁的年龄，为了逃避“抓壮丁”又东躲西藏。1948 年农历12月21日我结了婚(时年18岁)，22日晚上，就有人来抓我去当兵，幸好我从梦中惊醒，爬起床从后门攀着竹子跃上高墈，见对门袁甲长家有灯，想去他家探听，一进屋，善良的甲长娘子见我冷得直打哆嗦，说:“你溜出来了，还算好，赶快躲起来，抓壮丁的已到你村里去了。”我听后出了一身冷汗，拔腿就跑进我村对面的肖家山，蹲在灌木丛中看动静。只听到有人大声质问:“你的崽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听得出是我母亲在答话。这些人在村里乱吼了两个钟头，抓住瞎了一只眼的周英萱走了，我才哆哆嗦嗦回到家里。全村人见了我都说:“你今晚走运!”新婚后还未答什么话的妻子见我冻成这个样子，接过棉衣披在我身上，流下了难过的泪水。
四十年代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里，多少劳动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泪流成河。建国后，人们过上逐步富裕的生活，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当上了国家干部，对旧社会风风雨雨，饥寒交迫的情景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淡忘了，但是四十年代的生活在我们的印象中太深刻了，那一种阴沉、悲惨的场面永远也不会在我的头脑里抹去。 （周治湘:本市乌此星子坪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休，1995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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