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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宁,王船山找到文化复国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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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7 15:03: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清顺治十一年(1654)冬,水瘦山寒的一个午后,宜水河上来了一只薄如苇叶的小舟,一个身心俱疲的后生悄然上了岸来到宜水河畔的升堂湾……

升堂湾宜水段/小舟/春色
升堂湾,当地王姓族人几百年来的族居地。时任嘉禾县训导王应章(字文俨),在此有个大石岗庄园。正是他的邀约,后生准备今后安身于此!
后生姓王,名船山。
他与王应章是好友,又是族人,还曾同在石鼓书院求学“少与衡阳王船山夫之善)。三年前,他就脱离南明王朝的政治漩涡,早已准备终老林泉!所以,好友、族人兼同窗的邀约,他欣然而来,踏入了常宁的山水……
在南明永历王朝,王船山出任过行人司行人,一个正九品的芝麻官。虽然当时的无存在感,但是有幸地结识了瞿式耜、严起恒等名士。王船山以为,瞿、严二人,就是南明复兴的栋梁和希望!
不料,瞿式耜随后死于清将孔有德之手,严起恒则死于永历朝政治内讧。
甚至连永历帝,也被权臣孙可望把持。曾寄予厚望的南明王朝,就这样烂入了骨髓!
于是在1651年,不寒而栗的王船山选择了离开。哪怕1652年南明名将李定国重新攻占衡阳,派人找到了自己,王船山仍拒绝了复出——他的内心是绝望的,“欲留,则无净土以藏身。欲往,则不忍就窃柄之魁以受命”!
南明只要仍操控在孙可望的手中,他就只有望而生畏!
加之,1650年母亲在家中饥寒交迫去世。数月前,一直跟随自己的侄儿王敉也被乱军杀死,家中已无法安身。所以,去僻静的常宁,去王应章的大石岗庄园暂居,已是唯一的出路!
在常宁期间,王船山开始实施他的人生终极目标——文化复国!
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传统文化的阐述和生发之中,“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意思就是用六经来勉励、督责自己,为传统文化找到发展生机,而甘愿七尺之躯,活埋在传统文化典籍之中……
其时,他正在赶写一本旷世奇书——《黄书》
这时的王船山,并非名人,声望也不高,清廷根本就没留意他。所以,王船山在常宁,可以开馆设教,公开办学,还与当时的地方名士多有交流。包括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王祚隆,也与王船山互有唱和
王祚隆,王应章的堂侄子。在王应章的介绍下,他专程拜访了王船山,二人见如故,王祚隆还即兴赋得一首《酬王姜斋先生》:
美人坐清湘,闲吟复长啸。十旬五得饥,体癯容愈少。冠盖时叩门,千金不一笑。道逢衣褐游,风雨怜同调。因之得素心,白日能相照。途长时亦难,出处各自劭。
常宁知县张芳曾想上门拜访他,也是源于他的一组诗。
张芳也是诗人,偶然读过王船山的诗作之后,万分感慨,称王船山的诗文水准已在徐文长(即徐渭,山阴人)和袁宏道(公安人)之上——这是因为,知道常宁草野有如此宏儒,遂惺惺相惜,所以一心想结交,甚至留下一封长信《与王而农书》王船山字而农),信中说,“初不知姜斋何许人,展读一终,见其绮绣嶙峋,浏漓顿挫,中浑体十诗,尚在徐山阴、袁公安以上……
由此可见,其时的王船山并不出名,连知县张芳也不知道他的名号。所以,后世认为王船山隐居常宁是为了躲避清廷追杀,基本上是无稽之谈!
也许,王船山隐居常宁,更大的原因只是不想让南明王朝找到自己
但是,他避开南明王朝,也没想要与清廷合流。他仍然还是前明的遗臣,所以,就像拒绝李定国一样,王船山也拒绝了张芳……
但是,生活要继续,家人要安顿,设馆收徒维持生计,以传统文化教化民众,仍然是必要的!按照王氏族谱的记载,船山之流寓也,居家庄大石岗(今升堂湾), 旋徙西庄源,公(王应章)时资其匮乏” 。可见王应章等常宁王氏族人,给王船山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甚至为了更好地让王船山教导族人后学,还邀请王船山搬到了宜水上游的小祇园西庄源——那里的王姓族人众多,也更幽僻。
在西庄源,王船山以明亡之后万念俱灰的遗民心态,苦研传统典籍,追索明亡之因和天下拨乱反正之道,在此期间写成了《黄书》。
《黄书》是王船山的重要政论著作,分为《原极》《古仪》《 宰制》《选》《任官》《大正》《离合》《后序》等8篇,核心大义,就是文化复国大义,主要内涵有以下个方面:
其一,反对民族压迫,维护民族独立。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闲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 以尽其材,治道该矣。故仁以自爱其族,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意思就是,我们作为黄帝轩辕氏的子孙,应当固守原有疆域,扶长中夏实力,抵御外来民族侵扰,以免造成灾难。讲 “仁义”,首先要爱国、爱民,有志之士要有民族气节,在民族强敌入侵时应挺身而出。是不是妥妥的爱国主义?
其二,抵抗外侮,振兴民族和国家,要有科学的方针政策。王船山在《黄书》中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即兵民分治、加重府权、选贤任能、关心民众疾苦、讲究战略战术,这都是针对前明的政治积弊提出的。特别是针对明末、南明的豪强当政、民不聊生,王船山尤其深恶痛绝,明确要“诃斥以辱之,裔夷以邀之,经棘以锢之,刑杀以威之,”即采取断然措施, 打击豪强,减轻人民痛苦,已经出现了民本意识和民主思想的萌芽!
当然,书中也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思想,对少数民族有一定的鄙视,对农民起义更是切齿痛恨,这些思想固然有历史性缺陷,但总的政治倾向,特别是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民本意识,仍然是当时社会前瞻性极强的醒世忠言!
融于《黄书》的这些思想,都形成于常宁期间的隐居生活,这是常宁之幸,也是船山之幸。这值得我们记住,曾经有一个叫做王船山的人,来过这里,为了民族国家青灯古卷、苦苦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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