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族谱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基本上找不到靠背李家姑娘的名字！而那些娶进来的媳妇，以前七次修谱都只标明姓氏，2003年第八次修谱时当代媳妇才有全名，她们生的女儿仍然没有登记。我大吃一惊。
我的姑婆叫什么名字呢？她是我见到的爷爷唯一的亲妹妹。曾祖父钟珍一辈堂兄弟五个，他们的两个男丁后来只剩下我爷爷瑞柏一个。姑婆跟爷爷是兄妹相依为命。她在世的时候，每年正月都要被母亲至少接回来一次。印象中，母亲跟父亲每年正月至少要请两次饭，一次是请舅舅、姨父这些男客。大姑父在世时很少来，表哥也很少来，一般是拜年时留他吃饭。一次是请女客，主要是年长的姑婆和大姑妈。偶尔父亲的干娘也会来。
姑婆总是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说话做事要紧不要慢（不紧不慢）。就这么两三个人，请女客的时候她们都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围着她们坐。先吃完不管，后吃完洗碗。我饭量比她们大，几乎每次“背桌子”的是我，姑婆也只是比我早一点点吃完。她吃东西很小心，喜欢吃鱼，又要自己慢慢挑刺。因为要整理桌子给她们吃茶，母亲催促我快点：“男子吃饭如虎，女子吃饭用数。”我赶紧扒拉，恨不得一口吃完。姑婆提醒我慢点：“一口金，二口银。”意思一口扒一次饭最好，两口其次，要多咀嚼几次才吞下。我被顺口溜吸引了，好奇地问：“那三口四口呢？”姑婆也不恼，慢悠悠地说：“吃那么急干嘛？又不是六零年没饭吃！”
我最佩服姑婆的地方，是每次到黑泥湾看电影，她都成为一道风景：一个7，80岁的人了，还在那卖瓜子。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很稀奇，但姑婆一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年，只要放电影，她就会拉一根电线，接一盏灯泡，支一个煤炉，上面放一个铁锅，旁边置一个簸箕，里面晾着刚炒出来的瓜子。风一吹，整个禾场上都是香味。不仅仅是在她湾里，有一次我偶然到三里外的新湾詹家看电影，也闻到炒瓜子的香味，循着灯光一看，居然也是我的姑婆。
姑婆守寡早，拉扯着表伯伯一个人生活。但表伯伯读了不少书，是当地的秀才，一生主要在乡镇企业做会计。姑婆去世的时候，乡政府都送了挽联挽幛。表伯伯生了六个儿子，最后还有一个宝贝女儿。表妹和我同年，后来也考上了大学，嫁给一个军官。姑婆吃穿不愁，但一辈子苦惯了，独立惯了，总相信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姑婆84岁临去世，表伯母还托人带口信，姑婆一口气没有下去，是不是舍不得靠背李家的亲人？我去见她时，她直挺挺躺在床上，眼睛已经闭上，气若游丝。我用耳朵贴近她的嘴巴，半天没有听出一个音节。我知道自己无力回天，只希望她一路安息，来生再投富贵人家。办丧事时表伯伯把父亲和我以及大堂哥找去，问问有什么要求。父亲言语少，堂哥好像有点紧张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安慰几句，对年纪和父亲相差不远的大表哥说：“姑婆一生简朴，自力更生，远近都是好名声。伯父既然费用都准备好了，我们其他要求也没有，就是希望你们兄弟几个团结一起好好协助伯父，不要出什么差错，也是给姑婆争气。”
我的大姑妈真的是一个可怜的人。族谱上没有登记，我只记得父亲以前告诉我好像叫东满。大姑妈从小耳背，十来岁时，日子艰难的爷爷听别人的话挑盐时把她卖到桂阳州做童养媳。大姑妈后来一个人走了100多里逃回来的。有一个晚上就躲在路边树林里，第二天趁着野兽们还没醒来继续赶路。后来再嫁给大姑父，家里条件也不好，他比大姑妈大十来岁，身体也不好。但是我表哥詹社初一表人才，湾里拉戏班的时候，准备让他唱小生。大姑妈40几岁失去了老伴，60几岁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去年80几岁了，夜里起来到猪楼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磕在台阶上，后脑勺流了一大滩血。两个女儿都不敢把她送往县城的人民医院。每年给她拜年，父亲只是在去世前两年没去过。父亲去她家的时候总要被留下吃饭，走的时候，姑妈一定要送到村口。新湾是个大村，一字排开，大约有一里路。大姑妈又是小脚，送到村口已经看到老屋和洲上詹家，北面望去是一片田野，潭水河边的柳树也看得到了。顺着一条直路，没有种水杉和修高速的时候，隐约可以看清我们家的房顶了。靠背李家背后的山岭，更加清晰可辨了。大姑妈的心思我们都晓得。
大姑妈脸如玉盘，脸型与父亲及伯父都差不多，但肤色好，一直白皙，近几年多了皱纹才变黑。我相信她们那一代人多是古典美女。我后来看到小姑妈同父母及弟弟妹妹的合影时，简直惊呆了：生了大病的小姑妈依然面相饱满漂亮，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容颜苍老。
2012年的时候，大表姐谢春香从陕西西安来信：患了老年痴呆的小姑妈想回老家一趟。这件事在靠背李家肯定是大新闻。自从1979年回来过，小姑妈几乎与我们失去了联系。那一年，在地质队工作的小姑父得了重病，要求在陕西的单位安排到衡阳治疗。小姑妈带着大表姐和小表弟回到老家一趟。我仅记得大表姐带了一些玻璃试管做玩具，但他们长什么样我都忘记了。我考上大学的时候，表哥还给我寄了50元钱。他们也没有寄照片，后来一直没联系。我实在想不起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模样。父母结婚的时候，小姑妈被奶奶指定为“亲娘”，像大姑妈是大伯母的“亲娘”一样。小姑妈从陕西寄了一套床上用品。母亲一直压在箱底舍不得用。两个枕套是白色的确良一样的棉布，上面各绣着一只凤凰，枕巾则是红色底图，上面绣着两个“喜”字。我初中用了一个，枕巾后来换过，毕业时还把枕套带回来了。高中又用了另一个。
那一年小姑妈失去了小姑父，父母和大伯父去衡阳照顾了一个星期也没能挽回小姑父的性命。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可能生了隙。小姑妈不可能背着大哥与作为小弟的我的父亲一家联系。母亲总是告诉我：大姑妈在农村带三个小孩不容易，小姑妈在城里带着四个小孩更不容易。那次表姐表哥陪着小姑妈回来，我因为在外地工作没有赶回去。跟小姑妈最后一面没有见着，合影更没有。父亲以前告诉我小姑妈叫“承奎”，我想查查族谱核实一下，结果看到族谱上是没有姑娘们的名字的。
李姬容的名字我是记得清楚的。她是我的堂姑。娘家就是我家老屋旁边的二公公二婆婆家。根据族谱推算，父亲同她是宗昌的第六世孙辈。我是最近翻族谱才知道这层关系。小时的我只有羡慕：人漂亮，穿得干净，甚至可以说时髦。听说在团结小学做老师。要是是我的老师就好了！后来她真的成了我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她是我连续碰到的第三位好老师。
一年级第一册我在双渔小学发蒙，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李冬秀。她的老公后来作了县长。第二册因为靠背李家划到了团结村，我转到了团结小学。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廖桂花，她后来嫁给了我的姑婆的大孙子詹国楚。大表哥部队转业回来，又高又帅，还配上当时人们羡慕的军装，你想想有多帅。廖桂花嫁给他，除了才华，能不漂亮吗？
但是我的堂姑李姬容比她们都漂亮。更主要的是比我大两岁的堂叔、她的最小的弟弟曾经也在她的班上，有一次暑假作业我碰到很多不会做的，他是迎刃而解，题题秒杀。要是有这样的好老师教我就好了。所以当我美梦成真的时候，我的成绩也蹭蹭地往上蹿。我坚决不能给姑妈丢脸。有一次全乡组织到江南小学比赛，我觉得没有考好，忐忑不安。但下午看到姑妈回来看二婆婆，她说我语文第二，数学第四。那一下我真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
堂姑对我要求挺严的，绝不偏爱。有一次，发新的作业本，后排同学坚持说我挑了好的，并告到她那里。她训了他一句，然后又将怀疑的眼光投向我。我虽然委屈，但觉得不应该给她添乱，让别人以为她向着娘家人，主动提出交换。那个同学又不好意思了。
姑妈李姬容教了我一年后好像去湖南三师进修去了。回来后她又去了三塘中学教书。但是她继续通过她的儿子影响我。那时常宁二中开始从乡下选择一些优秀学生去读初中。三角塘乡被选去前几届都是团结小学毕业的。第一届选了一个，第二届选了四个，其中一个就是姑妈李姬容的儿子廖小安。第三届选了我和李华林。前面去的人自然是给我树立了榜样，生活上很多事情我也向廖小安请教。但不知怎的，姑妈李姬容总是觉得我比她自己儿子听话。有一次返校前去她在中学的办公室兼临时的家里，她还当着小安的面夸我，要他多向我学习。我自己感觉是一种鞭策。哦，我忘了说了，我这个堂姑嫁的老公虽然是附近石灰窑村的，但他那时是吃国家粮的正式职工。他们的三个儿子可以说一个接一个地聪明，漂亮。
前面几个姑妈都是1940年代出生的。后来出生的靠背李家的姑娘不用说条件更好了。六公公的两个女儿后来都嫁到城里去了。可惜1960年代出生的人后来基本上没读什么书，虽然聪明、伶俐，有才华，但不一定比前面的姑娘们嫁得好。瑞清公公有四个女儿，前面三个都是1960年代出生的，尤其是老大老二，刚成年就出落得很漂亮。有几个年轻人为了追求她们都跟我成了朋友，因为我最愿意给他们去跑跑腿送送他们要求见面的口信。瑞清公公是从徐州当兵回来的，最会讲清宫十三朝的故事，我第一次见到有《民间文学》这么一本杂志就是在他们家。大姑姑冬香的神话故事和美妙歌喉总是吸引着我们。可惜他的四个女儿都没有什么上学的机会。最小的儿子后来考上了西南交通大学。1970年代出生的姑娘们读书也少，有些要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家里的男孩。伯父家三个儿子都没什么机会上学，四个女儿也就更难了。真正是可惜了。只要给她们机会，我相信她们都可以考上理想的学校，然后找一份理想的工作。生于1993年的李玉姣就毕业于211大学。说起来，靠背李家90后的姑娘们，考上大学的也有3个了。所以，给她们一个读书的机会，靠背李家的姑娘们是不会比男丁们差的。看到她们嫁出去后一个个持家有方，简朴贤惠，梁李氏的祖先们也应该感到欣慰吧！
李先国，男，文学博士，教授，湖南省常宁市人，1971年出生。现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在《文学评论》等海内外各级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完成省级课题2项，正主持省级重点课题1项，出版《化俗从雅文学观的建立——朱自清与西方文艺思想关系研究》《批评想象的理论与实践》《徐懋庸评传》《越地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专著4部，获得市级科研成果奖4项。目前主要从事《徐懋庸年谱》研究以及媒介文化批评、视听传播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