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以“塘”命名的地方极多，曾国藩家乡谓荷叶塘，中共湘区委员会遗址在长沙清水塘，常宁则有三角塘、蓬塘、大塘、江口塘，等等。上述地方中，有些确实存在或大或小的水塘，但有些与水塘却毫无瓜葛，譬如宜水与湘江汇合处的江口塘，当地皆紫色页岩山丘且地表水源奇缺，壁立千仞孤悬于湘水南岸、宜水西岸，却也称之谓“塘”。这种“塘”，源于早已淡出人们记忆的清代地方兵制——汛塘制度。
清代以来县级的驻军，县城设“汛”，重要集镇设“堡营”，交通要塞设“塘”，驿路沿线设“铺”。《六部成语注解》中解释“兵部塘兵”，称“比汛狭小曰塘，比塘狭小曰铺”。《同治常宁志》中载，“常宁汛，把总一员，步兵五十名。水塘五，兵各三名，共十五名。管山塘、江口塘、鲤鱼塘、柏坊塘、大鱼塘。陆塘一，兵四名，干沙港塘。”江口塘可见是当年全县五处水塘之一，因驻军而得“塘”名。
在南船北马的时代，有湘江、宜水之便的江口塘是水运必经之地，商贾往来、政令传达、士子进京，都可经此停歇。明崇祯十年的农历三月，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溯湘江而上奔赴传说中的舜帝陵——九疑山时，他在《楚游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初六日，昧爽行，雨止风息。二十里，过柏坊驿，聚落在江之西岸，至此已入常宁县界矣。又西南三十里，为常宁水口，其水从东岸入湘，亦如桂阳之口，而其水较小，盖常宁县治犹在江之东南也。”
时值明末，大明王朝正风雨飘摇，徐霞客日记之中只字未提江口塘这个地名，只简单记录为“常宁水口”，且“其水较小”。由此可见，江口塘的命名和兴建，大明王朝并未着手，尚待之后的大清王朝来写就。
从如今江口塘残存的建筑来看，也确属晚清与民国风情，巷道蜿蜒间见曲径通幽，石板泛光而有苔痕上阶，尽管昔日喧嚣不再，但旧时繁华仍依稀可识。只是电视机声响从两三户留守人家中传来时，已有种恍若隔世的错觉。
清代的汛塘，担负着戌守一方、维护治安等重要职责，清代孔尚任《桃花扇》中誓师的固定格式就是“元帅有令，三军听者，各照汛地，昼夜严防。”但无论“汛”、“塘”，其兵丁都是衙门差役，兼有传递公文的驿站功能，还要维护驿道修路架桥，活得并不轻松，因此都是汉族军队绿营承担，满人八旗兵根本不屑参与。加上绿营实行募兵制，一般招募军户子弟或驻地青年服役，士兵到五十岁左右才能退役，所以绿营将士只得在汛塘驻地安家落户，从而在当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集镇、村落，今天的江口塘、板桥镇干沙港村等地，都源于此。
绿营将士任务如此艰巨，军饷收入却并不高，是既要跑得快还得少吃草、不吃草。曾国藩时期的绿营士兵平均月收入是白银一两三钱六分，外加大米三斗，加一起都不到二两银子。若士兵结了婚生了娃，在当时女性不工作的形势下，绿营士兵养家糊口就成了大难题。
更作死的是，绿营军饷虽由户部执掌，按饷章拨发，但发饷却是地方官监放，绿营的统兵将领都无权支配，导致地方官时常贪污克扣军饷，绿营士兵最终到手的银子和口粮都难以保证，不得不靠小本生意或手艺来营生。如此一来，各地汛塘的商业逐步繁荣，但绿营战斗力低下就此埋下了伏笔。
历史上有位叫王圆箓的绿营塘兵颇为值得一提，他是湖北麻城人，在肃州当兵，退役后因为没攒到什么银子，回家的路费也没有，穷极无聊只好到敦煌当了道士，后来偶然发现了一处藏经洞，洞中各类经书文献汗牛充栋，恰好他又遇上了英俄德法等列强地质考古队前来西域疯狂探险，诸多珍贵的经书文献就被这位道士陆续低价出售给了各国考古队——仅今天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内就藏有当年王“盗士”贩卖的经书文献九千余件，其中不少还是宋词、元曲等曲谱歌辞。
学者任二北先生《敦煌曲初探》曾统计，“敦煌曲五百四十五首内，作辞时代可考者共八十三首，写卷时代可考者共二百四十八首。”而这一统计的依据，还仅仅是敦煌藏经洞内最终留存在国内的不足万件经书文献。
最让江口塘庆幸的，是那位“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王夫之——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南明政权名将李定国由湖广退回广西后，清军再入湖南，志在反清复明且与南明政权有所联系的王夫之遭到清廷通缉，不得不准备流亡郴永一带，后在一位唤作王应章(字文俨，号东卜先生，顺治年间嘉禾训导)的常宁友人帮助下，由湘江经江口塘溯宜水而上，寓居于王应章家乡的大石岗庄园，而后又迁至更偏远隐蔽的洋泉西庄园。
这位王应章，就是“千秋第一人”、岳麓书院山长王祚隆的从叔（父亲的堂弟）。在常宁期间，王夫之“为常人说《周易》《春秋》。殷公铭以文艺相质，公为之订正。常宁文士来者益众。”(见王之春《王夫之年谱》，所提及的殷铭，字浴日，常宁人，清顺治年间澧州训导，其《殷浴日文稿》的序即由王夫之所作。）
在从叔的介绍下，王祚隆得以拜访王夫之，并一见如故，即兴赋诗一首《酬王姜斋先生》：
“美人坐清湘,闲吟复长啸。
十旬五得饥,体癯容愈少。
冠盖时叩门,千金不一笑。
道逢衣褐游,风雨怜同调。
因之得素心,白日能相照。
途长时亦难,出处各自劭。”
果然惺惺相惜啊，王祚隆视王夫之为屈原笔下自称的“美人”，而王夫之则超越“美人”的局限，以明亡之后万念俱灰的遗民心态苦研传统典籍，追索明亡之因和天下拨乱反正之道，最终靠文化图存而修炼成一代鸿儒，成为影响、启迪和指引曾国藩、左宗棠等湖湘后来者前进方向的一代先贤！
王勃曾言，“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历史中踽踽前行的江口塘，既曾有过兴盛，亦曾有过衰落，一如今天站在岸边望湘江北去、宜水南来，唯有看淡潮涨潮落。但随着近尾洲、土谷塘等水电枢纽的建成和江河核电选址的尘埃落定，江口塘兴许又将重焕新的生机，兜兜转转、世道轮回，谁又知道呢？
